他叫方PK,我们科的老人都认识他，亲切地称他“老方”。老方每年都会例行公事地找我一次，那就是在春节前。只要他的电话一来，我就知道他要来看我，而且一定带着一个200元的红包。

     我认识他是1991年，一场中国队惨败的足球赛引发了他的支气管哮喘发作。另一家医院在为他治疗哮喘持续状态时，氨茶碱使用过多，又导致了他氨茶碱中毒，几经周折转到协和医院急诊科。在抢救室，他被插上了气管插管，使用了呼吸机（一种帮助人喘气的机器）。

      当天中午，他被转到我所在的“急诊观察室”，并由我接收了这个病人。

      在临床上，大家都知道一个现象，那就是“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儿”。由于他前面不好的开头，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不顺利。首先在气管插管时不顺利，费了很大力气才算成功。好在整个过程中病人的心跳没有停止，最慢心率在30次/分钟，换句话说就是病人没有出现临床死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插上管，上了呼吸机，我们松了一口气——病人总算安全了。但是，接下来又出了新的问题。监护器上显示的病人心跳在上升，然后下降，病人的氧饱和度在持续走低。为什么？查找原因发现，插在病人气管中的导管外面的气囊漏气，机器无法为病人提供有效的通气。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更换气管插管。但是，换管又必须终止病人的机械通气，在此期间病人会不会出现心跳停止？

    顾不了那么多了，马上换管。上帝保佑，还算顺利，我们迅速更换了导管，可以实现对病人的机械通气了。

    病人的呼吸、心跳、血压稳定了。但是，病人一直不能清醒过来。是脑死亡了，还是药物的作用，或者有其他原因？在我们医生中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果确定脑死亡，往下的抢救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

    经过仔细测算病人镇静剂的使用，我们最终认为病人意识不清的原因很可能是药物的作用，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努力！

    七天过去了，我在值班室的大椅子上已经躺了六个晚上了。终于，病人醒了，自己呼吸了，脱机拔管了。

    家属高兴极了。病人的哥哥刚刚从德国回来，拿出来400元钱和一只钢笔给我。我极力推谢，他一直坚持。最后，我收下了那支笔。不是我高尚，我认为我在大椅子上睡的六个夜晚，如果被400元钱冲抵，这是对我自尊心的伤害。医生有时是应当显示出一些“高尚”的（当时真实的想法）。

   我们成了好朋友。93年不知他从哪儿得到了我要结婚的消息，跑到医院来找我，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说你能帮我什么忙？一个孤身闯北京的人，结婚这样的大事一定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他说：“可以帮你刷刷房子什么的。”我以为他认识装修队，就真的把收拾“新房”——其实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的任务交给了他。没想到，他找来了四个他的邻居，自己搭起梯子，拿着家用的水桶和扫把把我的房子、小院子都收拾了一遍，而且绝对不让我动手。

    94年儿子出生了。他春节来我家，第一次给了儿子200元“压岁钱”。以后每年春节他都会来找我，给儿子留下200元压岁钱。一次、两次……，压岁钱我不能不收，这是“红包”，但不是那个“红包”。我开始不好意思。以后，我开始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我收下“红包”，然后给他一个新年礼物，可能是一个按摩器，可能是一个剃须刀，也可能…，总之比200元贵的东西。我们开始了“交换”，交换的是心，绝对不是“交易”。

   这一晃儿已经17年了，这种交易还在进行。我们有约在先了，儿子十八岁终止“交易”，那就是明年。

   不过，让我很得意的是，他自从那次“死过一次”以后，他的哮喘居然好了，再也没有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