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袁行霈

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飚、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声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贺知章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解金龟换酒为乐［1］。杜甫在赴长安的途中与李白相遇，竟改变路线，随之东下。别后终生念念不忘，赞之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王屋山人魏万因仰慕李白，乃自嵩宋沿吴相访，追踪数千里，后于广陵相见，颂其人为“横海鲲，负天鹏”，誉其诗曰“鬼出神入”［2］。任华以未能与李白一见为憾，特寄一诗以表胸臆，诗中说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 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 《杂言寄李白》）。这些话代表了当时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共同感受。

李白的诗歌为什么能在同时代的人们中间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呢？这是一个值得全面探讨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予以回答，这就是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一

在八世纪之始诞生的李白，他的一生差不多是和盛唐时代相始终的。受了时代风气的熏陶，吮吸着营养丰富的文化乳汁，他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然而，盛唐时代造就了李白，却又扼杀了李白。人们对李白的仰慕和同情，包含着对自己时代的杰作的欣赏和惋惜。

暂时撇开社会的原因不论，仅就文化本身的渊源来说，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乃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之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学风、文风乃至书法的风格，都呈现出显然不同的状态。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帖飘逸，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文风之不同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清绮或贞刚都不能蔚为大观。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南朝的文学不仅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部门，而且文学中又有了“文”、“笔”之分，“文”指美感的文字，“笔”指应用的文字，这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这个进步促使作家们更努力地去研究艺术技巧，积累艺术经验，因而使艺术性达到更加精巧的地步。然而，与此同时文学也走上了歧途，“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一种华艳淫靡、轻浮纤弱的风气弥漫于文坛，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美，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之下掩盖着贫血的面庞。她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呼吸新鲜的空气，移植强壮的筋骨，而这一切恰恰可以在北方的黄土地带找到。北朝文风的刚劲、粗犷、厚重与沉实，北朝民歌的泥土气息与健康情调，正好是那位病态的江南美人所急需的营养。“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到唐朝，诗人们经过近百年的摸索，特别是在“四杰”和陈子昂的努力下，这两种文风开始较好地融合起来。南朝的“文”融入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为创造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做好了准备。而李白适逢其会，成为这种新诗歌的最优秀的代表。

南北文风之所以能在李白那里融汇为一股新的诗潮，与他个人的教养和经历也有关系。他早年生活在蜀中，蜀中文化给他以最早的启迪。魏颖《李翰林集序》一开头就说：“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蜀人长于辞赋，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早已将司马相如当成了学习的楷模和竞赛的对手，并在辞赋的写作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而陈子昂的诗文革新对初入诗坛的李白也不会没有震动。李白在《赠僧行融》诗中赞美陈子昂说：“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李白出蜀之后，南游洞庭，东游金陵、扬州，后来回到江夏一带，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定居于安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荆楚文化，《楚辞》、《老子》以及受《老子》影响的《庄子》构成荆楚文化的特点［3］ 。临其地，习其文，那种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的文化必定给年轻的李白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李白集中庄、骚影响的例证不胜枚举。而长江中下游又是西曲与吴歌的发源地，李白“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 ，南朝民歌的情调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此后，他北游洛阳、大原，东游齐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等居徂徕山，号“竹溪六逸”。其《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曰：“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这些活动不仅使他扩大了视野，而且得以亲自体验北方文化的贞刚之气。天宝元年到天宝三载，李白在长安有机会接触盛唐时代最优秀的文化，离开长安以后又一直过着漫游的生活，广泛地领略南北各地的自然风光，了解各地的习俗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这使他的创作得以在大一统的唐帝国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展开，并取得局于一隅的诗人决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南北文风在李白身上得以融合，这不仅是通过对前代诗人的学习达到的，更重要的是从丰富的生活经历中实地感受之后，自然而然融合到一起的，因此才能达到那么完美的地步。

盛唐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期。经济之繁荣、国威之强盛，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在统一、繁荣与强盛的基础上，盛唐文化不仅兼容南北，而且贯通中外，具有博大闳放、灿烂辉煌的气象，保持着永恒的魅力。

唐朝境内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遍及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城市，而以国都长安最为集中和繁盛。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来自吐蕃、南诏、回鹘、高昌、契丹、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大食、波斯、拂箖、天竺、泥婆罗国、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国的使臣络绎不绝。日本的遣唐使仅在中宗、玄宗两代就有四次之多，规模浩大。除使臣之外，长安还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官员、外国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和商贾等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诸如商胡、贾胡、胡姬、胡雏、蕃客、蕃使、蕃儿，胡奴、奚奴、高丽奴、昆仑奴等名称，屡见于当时的文献。盛唐本土文化虽然是当时世界上一种较高的文化，但在向世界传播自己文化的同时，吸取和消化域外文化的有益成分，使自己不断得到新的营养，发展得更加健美，这是完全必要的。唐人以远大的眼光和雄伟的气魄做了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几个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首先是宗教。佛教早在东汉已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增加了中国的色彩，再向域外传播。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文学的输入给中国的音韵学、文学和艺术所带来的影响，已无庸赘述。佛教以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曾流行过。伊斯兰教限于大食商人的聚居区，影响不大。祆教的流行就广泛得多，据陈垣先生《火祆教入中国考》［4］ ，北魏时祆教已开始传入中国，唐朝设有萨宝府专门管理祆教事务，长安有不少祆教祠寺，祆教在初、盛唐十分兴盛。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据明天启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德宗建中二年立），景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传入中国，这年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天宝四载（745 ）因景教源自大秦，遂将原称波斯寺的景教寺院正名为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者，亦宜准此。［5］可见盛唐时景教的传播已不限于长安。据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6］ ，摩尼教于武后延载元年（694 ）传入中国。开元七年（719 ）吐火罗国献来一位懂得天文的大慕阇（摩尼教师）。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系汉文摩尼教经典，翻译年代在开元十九年。盛唐时摩尼教的流行于此可见一斑。各种宗教的输入带来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域外的信息，唐代士大夫喜欢游览寺院，又有住在山林寺观读书的习惯，李白先后隐居青城、徂徕、剡中，也带有就读的性质。李白是一个道教徒，与外来宗教未必有很多接触，外来宗教的直接影响是谈不到的。但各种宗教的传播有利于思想的活跃，使儒术难以确立其一尊的地位。这对于开阔唐人的思想、培养唐人的宏伟气魄、维持文化界自由的气氛，有一定的作用。而这一切对李白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在音乐、舞蹈、美术方面，由于广泛地吸取了外来的成分，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早在唐太宗平高昌后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7］ 。这些具有浓厚异族色彩的音乐，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广泛地流传开来，其中尤以龟兹部最盛。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挽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开元、天宝之际，外来的乐舞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就是这时由西域传入的。白居易和元稹都有《胡旋女》 诗，极写其舞姿之旋疾。在唐代著名的音乐舞蹈家中隶籍米国、曹国、康国、安国的代不乏人。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原系于阗贵族，贞观初来长安，任宿卫官，袭封郡公，工画佛像、鬼神、人物、花鸟。在长安慈恩寺塔画“功德”、“凹凸花”及《千手眼大悲像》，为人称赏。“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8］晚唐段成式在长安奉慈寺普贤堂所见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崄。”［9］ 其画风颇影响盛唐。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伟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显示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的精神。

综上所述，盛唐文化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地吸取了域外文化而蔚为大观，那种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对盛唐诗人在心理上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活力，的确是不可低估的。因循守旧、模拟保守的习惯势力，在盛唐没有立足之地。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新的追求，带动着诗歌以一种开天辟地般的气势去创造、去攀登、去打开一个又一个新的局面。终于，盛唐诗歌达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的高峰。而李白又是适逢其会，走在这个新潮流的最前列。

李白特殊的身世使他更易于接受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出生于中亚碎叶，五岁才到四川。碎叶是西域商贾和汉族杂居的地方，不管李白是否有胡人的血统，他幼年一定受到西域文化的洗礼。这使他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而易于受异端濡染，入蜀以后，李白受的是多方面的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游神仙”（《感兴》其五）、“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他所谓奇书未必包括域外著述，但并非传统的儒家经典是可以肯定的。胡怀琛先生曾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草答番书”一事，证明李白识外国文。证据虽然不足，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李白在峨山之阳和东岩子一起巢居数年，“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李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上安州裴长史书》）他所自诩的这些行为也有异于儒生。后来他到过扬州、洛阳、长安，有机会亲自接触外来文化，在长安还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结成好友。把李白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个背景上去看，他能够成为盛唐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

然而，盛唐时代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所给予李白的影响，如果从李白的作品中去寻找直接的印记，恐怕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因为时代风气的熏陶和文化的浸润，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的。它的痕迹并不表现在字句上，不表现在题材上，诸如写了江南的烟雨、大漠的黄沙、胡姬的压酒、山寺的钟声等等。主要也不表现在他的诗中赞美了南朝的某个诗人、北朝的某个作家，提到了哪个外国人之类。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他整个儿地就属于盛唐，也只有盛唐这样的母亲才能培育出李白这样的儿子。寻找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的联系，主要应当从气质上去把握，从才情上去把握。儿子和母亲，面貌固然会相似，但更本质的相似却在气质和才情上。现在就本着这种看法，对李白的诗歌作一番探讨。

李白的诗歌固然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但若论章法的严密、用典的巧妙、对偶的工整，未必就比别人高明许多。若论比喻的新鲜、想象的奇特、夸张的大胆，虽有过人之处，可是只凭这些显然不足以产生那么强大的艺术力量。李白乃是以气夺人。范传正说得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气的充沛与浩大是盛唐文化的特点，也是李白诗歌具有特殊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艺术技巧，不过是在气的统帅之下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而已。

气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经屡见不鲜。气的概念首先被引进音乐理论，在《左传》和《 戴礼记》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10］曹王写《典论• 论文》开始以气论文。此后在绘画、音乐、书法等领域中也运用了气的概念。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于这些方面的。读者都会感到，李白的诗里有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慑服于他的力量。李白的诗，综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析而论之，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

所谓气奇，是指李白的诗歌显示了超凡的创造力，创造了许多按常规不可思议的诗歌形象，使人惊讶、叹服。南北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激发了盛唐人的创造力，这在当时的音乐、舞蹈、美术、书法中都已得到了证明。而李白的创造力尤其旺盛。他既尊重传统、学习前人，又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为他所不齿［11］。他的艺术风格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许多诗的写法也是前人不敢想象的。

“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远海动风色，吹秋落天涯。”《早秋赠裴十七仲堪》 ，“秋”一作“愁”) 他想象自己的心可以离开身体飞向远方，或随狂风，或随大雁，或随明月。这是多么新奇！

许多自然界的景物，前人曾不止一次地吟咏过，但在李白的笔下又有了新的创造、新的生命，成为新的意象。明月，是经过李白的再创造，才变得格外富有诗意。还有一些自然界的景物，前人似乎忽略了，没有形成饱满的诗歌意象。李白却有新的发现，咏之于诗，成为独具特色的意象。例如海就是这样。自《诗经》开始，写江写河的佳句不胜枚举，写海的除了曹操的《观沧海》之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不多了。王均的《早出巡行瞩望山海》、隋炀帝的《望海》、李峤和宋之间的《海》，都不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写海而能写出海的气魄的，还是要推李白。在“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古有所思》）, “木落海水清”（《赠卢征君昆弟》）, “半壁见海日”( 《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诗句中，海和风、日互相配合，构成一幅幅壮观的图画。

也许是因为李白喜欢皎洁的缘故，他的诗里使用最多的色彩词就是“白”。在他的富有创造性的笔下，几乎什么都可以成为白的。“白玉”、“白石”、“白云”、“白雪”、“白霜”、“白浪”, “白日”、“白鸥”，自不待言；就连雨也有白雨：“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宿暇湖》）真是意想不到的妙笔。其他如“青天何历历，明星如白石。”（《 拟古》其一）“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云鬟绿鬓罢梳结，愁如回飚乱白雪。”（《久别离》）“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卿衡》) “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临江王节士歌》）李白就这样用他的诗笔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地。

李白诗歌的逸气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李白的诗风飘逸不群，他的才情不受拘束。他一再把自己比做大鹏，在《上李邕》中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殊调”二字正好可以说明他不受世俗观念的束缚、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性格。《大鹏赋》说得更加清楚：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风，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殷勤于衔木，鶢鶋鸥悲愁乎荐觞。天鸡警晓于蟠桃，踆乌晰耀于太阳。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

李白用以自比的大鹏，既不同于蓬莱的黄鹄、苍梧的玄凤，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唯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李白不甘心受礼教的约束，不屑于做一名皓首穷经的儒生，他说：“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行行且游猎篇》）“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侠客行》）“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衣冠半是征战士，穷儒浪作林泉民。”（《少年行》）他甚至不屑于参加士大夫视为正途的进士考试，而欲凭借自己的社会声望直取卿相，功成身退，依旧还他自由的身份。

这种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李白的山水诗中表现得很突出。他笔下那咆哮愤怒、一泻千里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往往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李白的求仙、饮酒也曲折地表现了这种精神。他厌恶世俗，向往仙境，想在仙境中求得自由。“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悲清秋赋》）“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襄阳歌》）这些诗句都抒发了追求自由的热情。李白本是要入世的，理想不能实现，遂借着隐逸求仙、狂歌纵酒来排遣苦闷。李白说：“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垂之东都序》）正是这种心情的表露。

李白追求自由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不肯让诗歌格律束缚自己，当感情达到高潮时，往往冲破格律的束缚，写出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 《襄阳歌》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蜀道难》)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

和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是一个文化比较自由的时代。李白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和时代的脉搏是一致的。唐人对李白的这种精神赞颂备至。殷璠说他：“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河岳英灵集》）任华说他：“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杂言寄李白》）张碧说他：“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鲲触巨海，澜涛怒翻。”（见《唐诗纪事》）范传正说他：“脱屣轩冕，释羁缓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皮日休说他：“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 《刘枣强碑文》) 都可谓李白的知音。

所谓气壮，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这也是植根于盛唐时代的。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育了李白乐观自信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和打击，李白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他有深沉的苦闷和优愤，但主导方面还是对前途的自信和斗争的勇气。他的代表作《行路难》 其一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首诗写出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一个过程。他茫然过，徘徊过，站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但终于从纷乱的思绪和低沉的情绪中挣脱出来，重又昂起头颅，踏上新的征途。压抑越是沉重，爆发的力量就越是迅猛。千载之下读来仍能令儒者勇、弱者壮!

李白经常写自己的愁，写愁疾、愁颜、愁容、愁心、愁发、愁肠，也写愁猿、愁云。但只要和中唐孟郊、李贺的愁比一比，和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愁比一比，和宋词里那类锁在小楼深院中的闲愁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即使是愁，也是强者之愁，也有一股浩然壮气充溢其间。李白的愁是“万古愁”，可以被大雁引去，也可以被狂风吹落在天涯[12] 。真是壮浪纵肆，无涯无际。

李白的气骨一向为人所称颂，甚至传说他“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引）盛唐时代，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相当充分的地步。李白粪土权门，蔑视富贵，以布衣的骄傲和王侯相抗衡，桀傲不逊的态度向社会的庸俗挑战，显示了人格的力量。他高呼“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古风》其十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 《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李白以凤和鸡对比，最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气骨：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其四十）

他既不肯像冯驩那样“弹剑作歌”, “曳裾王门”，更不屑与那班斗鸡走狗之徒为伍。（《行路难》其二）他保持着白己独立的人格，不论出处始终一贯。这是中国古代志士最可宝贵的节操，也是李白诗歌最具魅力的地方。

李白的诗歌恢闳超迈，有吞吐群星、包孕日月的气象。“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他似乎有一种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近似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触发他的灵感，使他的诗具有非凡的气象。在《登太白峰》里他说：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他想象太白金星替他打开天门，放他飞出云层，他乘着冷风一直飞到月亮的旁边。这几句诗表现了探索大自然的秘密，追求无限和永恒的意志。在李白的心目中，君山可以划去［13］，洞庭湖的月色可以赊来［14］，万里黄河写入胸怀［15］ ，舞袖一拂五松山就从大地上抹去了［16］ 。在大自然面前，他不是一个顶礼膜拜者，而俨然是主人的姿态，万象都是他的宾客，都听他的指挥。正如皮日休在《七爱诗》中所说：“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李白诗歌的气象也表现在一些政治诗中。他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谢安等人自许，要求自己像他们那样施展才能，“济苍生”, “安社稷”,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也相信自己能够有所作为。他一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丧失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 《将进酒》）, “东山高卧时起来”( 《梁园吟》），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和使命感，使他的诗气象非凡。即使是安史之乱也没有使他灰心，反而激起他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的希望。他高唱：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胡无人》)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

可以说这是战乱中的最强音了！

李白诗歌的气势见诸字句音节，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蜀道难》大气磅礴一气呵成，而又回旋往复不能自已。《将进酒》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开头，整首诗也如万里黄河奔流不息，每一诵读总是回肠荡气。李白喜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这两种体裁，就因为它们最宜于表现气势。

叶燮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非以才得之，乃以气之得也。…… 苟有气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满，自可无坚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 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 (《原诗•外篇下》）的确是中肯之论。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一篇文章难以面面俱到，也难以深入。但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论题。一个伟大的诗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而时代的背景不仅指政治、经济的背景，也应包括文化的背景。抽去文化背景，就难以清楚地认识李白。全面深入地了解盛唐文化，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李白的认识。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深入的研究有待来日，更有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注：

［1］参看《对酒忆贺监序》，孟棨《本事诗》 。

［2］参看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序》，魏颢《李翰林集序》。

［3］ 参看任继愈《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区性》，见《中华学术论文集》 。

［4］《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5］《全唐文》卷三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五七页。

［6］《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

［7］参看《旧唐书•音乐志》。

［8］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9］《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

［10］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

［11］《古风》其三十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12］《将进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早秋赠裴十七仲堪》：“远海动风色，吹愁落天涯。”［13］《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14］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 其二：“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15］《赠裴十四》：“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16］《铜官山醉后绝句》：“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987年6月第一版，第223-240页

                         2016年3月13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