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校园“静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刊于中文核心期刊《教育科学与研究》2015年第9期

【摘要】如今的中小学，校园越来越安静，学生越来越文静，学生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活动时间越来越短，活动项目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静文化”的过分推崇导致校园文明建设走入了误区。在“静文化”的泛滥之下，校园越来越被改造成安静沉寂、井然有序的场所。其结果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体质的发展，也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心智的健康和大脑的发育。学校教育已经到了只需要用常识来进行规范的时候了。少年儿童活泼、好动、顽皮、淘气、倔强的天性决定了校园文明的特殊性，教育者需要学会合理的引导与管控，需要有容忍与等待孩子心智成熟的耐心。要遏制校园“静文化”的泛滥，必须涉及以下问题：学校正常教育权的保护问题；校园文化环境的改善问题；学校文化土壤和文化生态的改造问题。

【关键词】校园“静文化”  泛滥  影响身心发展  呼唤常识回归 

【正文】

（一）

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如今的中小学，校园是越来越安静，学生是越来越文静，对此，究竟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忧虑？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20余年间，学生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活动时间越来越短，活动项目越来越少。在校一般不出教学楼，操场上失去了从前的热闹。上下学有人接送，社区服务、校外公益活动几成纸上谈兵，有些学校甚至取消了春（秋）游。规定“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常常得不到保证。自由活动时间越来越少，午后及课外活动时间原本是学校里最富生气的时候，如今却总是静悄悄，没有了往日生龙活虎、生动活泼的景象。90年代之前几乎每所初中都有跳箱、木马、单杠、双杠等体育设施，每学期体育课都有相关的教学内容，现在有些学校可能连这些器材都找不到了。校运会上，标枪、铁饼项目原本是常项，现在也不见了，有的甚至取消了2000米以上的长跑，而先前跑步2000米则几乎是冬季所有学生每天必做的活动课目。在学科教学中，实践性、操作性的内容常被简化与忽视。如理化生等学科中的学生实验，90年代之前，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去做，可现在是有了实验室，有了设备，而学生实验却偷工减料不做了，让学生照本宣科背实验结论。学生动手能力如何姑且勿论，到初中毕业还不会划火柴的比比皆是。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校园“静文化”的泛滥，是对“静文化”的过分推崇使校园文明建设走入了误区。“静文化”源出于过去大城市的“弄堂学校”、“屋顶学校”，在校舍和活动场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数百名乃至上千名师生拥挤在一起，为了减少班级之间的相互干扰，于是创造出了以“轻”与“静”为基调的校园文化，要求说话要轻、走路要轻、上下楼梯要轻，用许多的“禁止”，许多的“不允许”，诸如“不准追逐打闹，不准大声喧哗”一类的规则与制度来限制学生的活动。而在倡导教育均衡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原本出于无奈而创造的“静文化”，却被当作“精细化管理”的成功经验，通过“城乡学校结对”、“校长挂职锻炼”、“教育成果共享”等一系列途径被不断地以东施效颦式的盲目效尤，向办学条件已今非昔比、体育场地几乎达到豪华级别的中小城市和乡镇学校四处蔓延，使学校这个本该生动活泼的地方，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与生气。

校园“静文化”之所以能够如此盛行，除了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之外，也与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一些其他因素有关。首先，它迎合了学校教育中“消极的安全防范”的需要。在独生子女时代，家长对孩子的安全越来越关注，对学校教育也越来越挑剔。而如此一个泱泱的人口大国，学校又是人口高度集聚的地方，本来在正常的教学秩序中，有几起突发事件，有几次安全事故，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学校教育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又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对校园突发事件的安全责任予以厘清的情况下，一旦事发，校方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显得孤立无援，正常的教育秩序就会顷刻乱成一团。由此学校的安全责任被无限地放大，学校自身也失去了应有的安全感。为了求得平安，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包括消极的安全防范手段也都一并用上，于是，“安全至上”就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些学校限制学生活动、取消春（秋）游、取消社会实践活动、取消难度较高又费体力的体育运动项目的理由，倡导“静”的文化，让学生蜗在教室里求安全自然就保万无一失。其次，它能够营造升学率竞争所需要的校园环境。过度激烈的升学竞争，不仅使学校教育丧失了对家长社会关于人才观、教育质量观、价值观的引导责任，更使教育越来越失去规则，偏离常识，频繁考试与题海战术成了升学竞争的重要手段。这需要学生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应对，需要有一个宁静而无干扰的校园环境，而“静文化”的流行恰恰符合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在沉重课业负担的重压之下，学生即使想活动也已经没有了时间。而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相当多的学生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了自由活动的兴趣、习惯与能力。再其次，它也符合教师队伍严重女性化的结构特点。从幼儿园到小学乃至中学，教师队伍存在着严重女性化的倾向，特别是幼儿园与小学，几乎成了女性的天下。细腻、耐心、坚韧、趋文静、讲规则，是女教师的教育特点，而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即总是缺乏阳刚和豪爽之气，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排斥学生贪玩、倔强、任性、淘气、好胜、冒险习性的倾向，这为校园“静文化”的泛滥提供了相宜的环境。

（二）

在“静文化”的泛滥之下，校园越来越被改造成安静沉寂、井然有序的场所。设若在车站、码头、医院、餐馆等普通的社会公共场所，这种安静而有序的文明氛围实在是太必要了，而唯独学校文明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是青少年学生集聚的地方，它更需要生气与活力。而我们的错误恰恰就是在建立起井然有序的校园文明的同时，废除了学生们心智赖以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在磨去了学生身上的“粗气”、“俗气”、“野气”的同时，也消蚀了他们的智慧与“灵光”。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了学生体质的发展。根据教育部有关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的权威调查，自从1985年以来，中小学生的肺活量水平和爆发力、柔韧性、力量、耐力等主要身体素质指标持续20年呈下滑趋势。[1] 尽管教育部2011年出台的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这种下滑趋势已得到初步遏制，但还仅仅是局限于“下降的幅度得以收窄”。而中小学生的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仍在上升，各学段学生视力不良率仍居高不下。[2] 不仅如此，由于学生睡眠严重不足，而长期处于学习的紧张状态之中，又得不到必要的体育活动的调节，其大脑长时间地处在亚缺氧状态，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心智的健康与大脑的发育。其中最受伤的是男生。因为与女生相比较，男生的大脑发育更有赖于活动。近三十年来，中国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几乎在每个学龄阶段，男生不如女生的“阴盛阳衰”现象越来越突出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教育究竟是要造森林还是要造盆景？这个严肃的话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学校教育已经到了只需要用常识来进行规范的时候了。人是高级动物，“动”才能显其活力，显其灵性，这是常识。把活生生的人训练成了不会动的“物”，岂不糟糕！少年儿童与成年人的文明标准应该是不同的，这也是常识。譬如，在唯老年人的家庭里，总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什么都井井有条，形成一种安适宁静的文明情调。而在有孩童的家庭，就会比较乱，比较脏，长辈们不仅不厌其脏，不厌其乱，不厌其烦，甚至还会迎合孩童的需要买很多的玩具任他们玩，买很多的图画、绘本供他们看。这就是有孩童家庭的文明情调。你要使有孩童家庭也同唯老年人家庭一样的安适宁静、井井有条，那就恐怖了，因为那样，孩童的智力发育肯定会出问题。活泼、好动、顽皮、淘气、倔强，甚至有些野气，这与孩子们的好奇心一样，都是天性使然，是少年儿童这个特定年龄阶段的自然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发育，阅历的丰富和心智的成熟，这些特征会自然地改变，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教育的责任，就在于要对之进行合理的引导与管控，使之节制有度，防止在活动中发生危险而伤及自己与他人，而不是要扼杀孩子的天性。因此，作为教育者需要容忍，需要等待。而如今教育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缺乏容忍与等待孩子成熟的耐心，过早地扼杀了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

教书育人，犹如树木。植树造林，需要遵其天性。人的工作，在于固其根本，舒其枝叶，培以沃土，并适时施肥，帮助驱病除虫，方可育出参天大树。如果逆其物性，强行地“斫直”、“删密”、“锄正”，凭己之爱好，刻意地求“欹”求“疏”求“曲”，夭其稚枝，遏其生气，这不是造林之道，育出的只能是仅供玩赏的盆景罢了。这个道理，岂不是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明白的吗？

（三）

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Stephen D·Brookfield）在《批判反思型教师ABC》中有一段话可谓深刻：“教室并不是平静的、安宁的，并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这条大河相隔离的港湾，相反，课堂是块竞争之地——教室还是个漩涡，它包含着存在于外界的为了获取物质优势和理论合法性而进行斗争的逆流”。[3] 校园“静文化”的泛滥即是如此。它看似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本质认识的简单化的结果。正是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最终转化为对教育的非分需求，影响着甚至在某中程度上左右了学校的教育，形成升学竞争的压力。学校教育乃至一些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又普遍出于各自的功利目的和眼前利益，一味地迎合社会趣味，迁就于社会的教育需求，从而把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降低为按庸俗意义理解的功利主义的文化培训，放弃了对公众舆论，对社会关于教育质量观、价值观的引导责任，加之于独生子女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教育问题，校园“静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泛滥起来的。鉴于此，笔者认为，要遏制校园“静文化”的泛滥，必须涉及以下问题：

（1）学校正常教育权的保护问题。学校对学生实施教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学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学校教育权危机的出现，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学校组织春（秋）游、开展社会调查、上街服务等实践活动，如同家常便饭。学校组织万米越野长跑，公安交通部门还会协助进行交通管制。那时学校纪律制度的执行也要严格得多，譬如学校体育活动不得无故缺席，即使女生体育课请例假也必须有学校医务室的证明才行。而现在，学校活动项目明显减少姑且勿论，即使抓活动纪律也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体育课学生只要随便说声身体不适就可以任意缺席，学生违纪犯错老师也不敢严厉批评，生怕出什么意外与不测。出现这种情形，与独生子女普及的现象有关，更与在已经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总是缺乏担当，学校总是显得孤立无援的事实有关。现在还有一种做法，即让家长评价教师，社会评定学校，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时髦，而在社会对于教育的本质意义普遍存在简单化理解的背景下，它极有可能使教育更加陷于被动，以致最终被社会公众趣味所绑架，陷入极端功利主义的窠臼，沦为单一的升学工具。而事实也恰恰证明着这种可能的存在。因此前文所说的种种“消极的安全防范”行为，随意地消减体育课程内容，取消本该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表面上看是学校教育权利的自行放弃，是履行教育义务的失责，而实际上是学校教育权存在安全危机的无奈。因此，笔者认为，学校的教育权亟待受到保护。首先，应当为学校教育权立法，使学校正常教育权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消除学校的后顾之忧。有了安全感，学校教育才可能变得理直气壮。其次，对于学校的突发事件，政府部门要有预案。一旦教育中有意外不测事件发生，地方政府要第一时间出面担当，有关部门应当立即介入，控制局面，以免学校孤立无援，切勿等到事态已经扩大，教育秩序已经瘫痪，局面完全陷于被动，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工作，有关部门才迟迟出面调停。在处理安全事故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地厘清事故责任，该由学校负责的决不包庇袒护，而不该由学校负责的也决不让学校承受。当然更要防止被坏人利用，借题发挥，扰乱教育秩序，破坏社会治安。

（2）校园文化环境的改善问题。教育是从容优雅的华尔兹，不是高频率快节奏的迪斯科，它适合舒缓的抒情格调，而不适合狂暴火辣的背景音乐。教育需要思考，需要等待，需要有足够的从容，需要有此地无声胜有声的留白处，亦常有似有若无的朦胧感。因此，对外部而言，学校教育需要有一个理想的文化环境。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需要一个开明而给力的行政环境。即要求教育口的行政官员们有正确的政绩观，不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把升学率作为衡量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干部提拔任用以及其他政策导向上有利于促进对教育的价值追求、教育规律的遵循和教育本原的坚守，而不是相反。在社会与学校之间发生关于教育价值的认知冲撞时要能替学校说话，为学校撑腰，发挥好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作用。二是需要一个理解与宽容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尊重教育、信任学校的社会氛围，支持教师的专业威信，理解教育工作的复杂性。为家长父母者更要多一份配合，少一些阻力。对待孩子的成长发展能正确处理愿望与现实的关系，客观认识孩子的禀赋特长，正确定位孩子的发展方向。三是需要一个办学规范、竞争公平、和谐共进的校际环境。学校办学总会有质量的比较，有比较就会有竞争，而作为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显性指标，升学率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竞争必须建立在各学校都遵守办学规范的基础之上，才是公平的和健康的。可是如今升学率竞争的激烈态势主要是在同一招生区域内学校之间为争夺同一块蛋糕而不守规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专业道德所造成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幻想依靠学校之间达成某种默契来维持公平、改变现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关键要靠政府作为，特别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导向与严格把关。要有一个专门督查办学规范的常设督察机构，根据招生区块（即已形成的升学竞争圈）省、市、县分级落实责任包干区。而行政的作为如何不是看发过多少文件，出台过多少政策，关键是看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如何。应当从教育执法的高度对严重违背教育常识，背离育人本原，违反教育规律，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摧残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严查强抑，而且常抓不懈。切勿时而雷厉风行，时而又不了了之，运动式的忽冷忽热。要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究，防止查而不究，更不能姑息迁就。为保证各级政府机构的督察效能，还需要建立政府机构上下级之间的行政监督机制。惟其如此，和谐共进的校际文化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3）学校文化土壤和文化生态的改造问题。一是要改善教师队伍的性别结构。在每年新教师招聘中，要有男性竞聘对象的适度优先政策，确保男性教师的录用比例。从而逐步改变教师队伍的女性化状况。二是要对现有校园文化进行改造。关键在于重构学校的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精髓，是学校精神和学校核心价值观的集中表现。要抓住学校观念文化这一核心内容，倡导实事求是，形成教师群体崇尚科学精神、遵循教育规律的积极向上的文化磁场。进而重构学校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组织文化、课程文化和行为文化，其中特别要重视对校园“静文化”的过滤。为此，需要确立一种认识，即尽管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尽管我们处在大力倡导“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背景之下，但学校作为培养人的责任机构却不是被动的，既然社会分工中已经赋予了学校教育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学校就有权利按照教育本应遵循的规律办事，并以学校的观念文化去影响和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应当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原则，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符合学校教育的育人之道，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符合青少年成长的年龄特征，把本该让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还给学生，把必须保证的睡眠权利和活动自由还给学生，以“育人”的方式育人。创造静可以读书、动可以健身德智体和谐发展的育人环境；既有纪律制度的约束，又不阻碍学生天性展放的自由；培养学生既文质彬彬有谦谦君子的文明儒雅之气，又不失青少年时代应有的生龙活虎与朝气蓬勃。只有这样，学校教育才能真正体现国家意志，切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展现时代精神和特征。在学校文化生态的改造中，校长的文化自觉是关键因素。文化自觉是对观念和行为的觉悟，是对观念和行为的扬弃与创造，是对观念和行为自主性的生成与确立。那么，对校长而言，文化自觉具体应该是什么内容呢？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诠释为“不局限于行政的推动，不束缚于潜规则，不屈服于世俗压力”。[4] 可谓精辟之至。如果校长的文化自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这样的校长定能志存高远，正确把握学校的发展方向，领导广大教师自觉遵守育人本原，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引下，出色完成教育的神圣使命，使每一位学生获得最大的发展，为培养不拘一格的人才打好基础，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正文字数6360个）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公告.教育部教体艺[2006]3号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公告.教育部教体艺[2011]4号文件.

[3] [美] Stephen D·Brookfield.批判反思型教师ABC[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4]尹后庆.学校变革是教育改革的落脚点.中国教育报，201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