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量宽币策所释放的资金会流向哪？

易宪容

    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各国政府封城锁国，把全球各国的经济推向了谷底，全球各国央行不得使出各种手上招数来救经济，以此来保证本国的经济能够活下来及刺激经济复苏。比如，美联储一下把基准利率降低到零，而且表态这种利率会维持到2022年底以及大规模地买债；中国央行则预计今年信贷增长要达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要达到30万亿元，而前者是2009年的两倍以上。可以说，以往在危机时临时推出的非常态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成为了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常态工具。如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态的工具已经成了常态，只要央行感觉到经济增长还没有达到央行所认为的目标，利率低了可再低，货币政策量宽了可再量宽。这种何时结束，已经形成了覆水难收的局面。

比如，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的资产总和，2007年时是的3.3万亿美元，到目前已经上升至接近20.5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累计上升5.2倍。如果从这些国家的央行银行资产增加的历史来看，更是匪夷所思。如英国央行成立于1694年，日本央行开始于1882年，美联储为1913年，欧洲央行为1998年。这些国家央行经过数百年或数十年的积累，其资产规模也仅是3.3万亿美元，但在美国经济危机各国实行量宽货币政策之后，只用13年半时间，急升520%。还有，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在2007年时在55万亿元左右，到2020年4月底则达到297万亿元，上涨幅度达到440%。而这几年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则是金融市场流动性增加主渠道。

    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越多，各国经济陷入的困难则越深。因为泛滥的流动性并没有真正让实体经济走向繁荣，而是不断地推高各国的资产价格，美国股市及中国楼市。美国股市曾走出历史上最长的11年的大牛市，中国则推出一个房价只涨不落房地产大牛市。而这两大牛市，使经济的金融化越来越严重，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可以说，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则是当前全球经济难以走出目前困境的重点与难点。

    比如，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6月17日公布加拿大家庭财富状况。加拿大前0.01%的最富有家庭平均拥有1.431亿加元的净资产（其中包括股票、房产及其它流动和非流动资产），大约有1,600个家庭。这些家庭的总资产为6,540亿元，占加拿大家庭总资产的5.6%。前1%的最富有家庭有约16万个，他们总共拥有3.01万亿加元，占全国家庭总财富的25.6%。可以说，加拿大本来算得上社会分配较为公平一些国家之一，如果加拿大的社会财富分配都是这样不公，那么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更国严重。比如美国及中国肯定要甚十分。因为美国的股市及中国的楼市是制造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最为重要的方式。

比如美国智库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报告发现，在今年3月中旬至6月初这11个星期，美国富豪的总财富增加了20%（5,650亿美元），当中亚马逊老板贝索斯身家大升32%（362亿美元）至1,490亿美元。反观亚马逊员工即使保住饭碗，并获得临时津贴，每周薪金仅增加80美元，落差之大，令人警觉到市场流动性泛滥，只会使富者越富，穷者更穷。

又比如，疫情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保市场主体，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让利，全面降低利率水平。据报道，在中国央行政策刺激下，不少商业银行的信贷利率是在走低。比如，近期国内消费类贷款的利率在持续走低到4%以下，但是利率走低银行信贷是不会流入收入不高、经济条件不好的一般居民手上的，而所针对的是银行所谓的优质客户。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低收入的居民来说，特别是6亿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农民来说，他们不仅持有的金融产品少，也很难进入现在的银行信贷市场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因为他们不可能是银行的优质客户。融资成本再低基本上与这些居民无缘，那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再泛滥也无法帮助他们增长财富，反之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货币贬值，只能让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财富所持有相对比重越来越低。这正是当前各国央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即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泛滥的流动性更多的会流入少数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