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全球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当然要算美国减税方案参议院通过了，从而由此激发全球可能出现减税潮。不过，韩国则是例外，不仅没有顺这股美国减税热潮，反其道而行之增税。韩国国会12月6日通过预算法案，准备从2018年起把对高所得企业课征的税率提高到25%，一反世界各国纷纷调降企业税率的趋势，为的是达到总统文在寅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打击贫富不均并创造工作机会的政策目标。

根据韩国2018年的预算法案，应税所得在3,000亿韩元（2.76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2018年应该缴交的所得税率将从22%提高到25%。韩国财政部估计，按照新的预算法案这个税率，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和SK海力士等77家大企业，2018年明年可望多缴交2.3万亿韩元税金。所得在200亿至3,000亿韩元的企业，仍沿用22%的税率。韩国政府对高所得企业增加税收，也意味着前十年韩国政府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路出现全面逆转。

而且，这次韩国政府不仅对高所得企业增加税率，也对高收入居民增加所得税率。比如对于应税所得超过5万韩元（46万美元）者，所得税率从现行的40%提高到42%，是1995年来最高的税率；年所得3亿至5亿韩元（26.5万至46万美元）者，税率从38%提高到40%。政府估计，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后，可多征收1.1万亿韩元税收。

当然韩国政府增加高所得企业及个人征税，其目的并非仅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是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文在寅政府认为，减税政策看上去是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会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削弱财政政策在财富重新分配中的作用，并将宣称现在是让富人缴交税更多、协助创造工作机会和社会安全网的时候了。

按照现代财政理论，现代税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如何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任何国家的税收政策大改革，都是一次重大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就在于这种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其利益及财富流向哪里？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税收政策，2016年全国税收总额为64691亿元，而房地产税仅为2220亿元，房地产税占全国总税收比重只有3.4%，但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达25%以上。而这样的一种税收结构也是中国房地产过度炒作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面对房地产市场暴利是会把房地产税降低到如此低的水平的。但是，中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低，有利于是少数住房投机炒作者，而不利绝大多数民众。

所以，美国这次减税改革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当前特朗普的税收改革不仅与1981年里根的税收改革时的背景有很大不同，而且其减税的利益更可能会流向富人而不是让绝大多数人获得利益。里根时期，当时美国经济出现的严重的滞胀，而且经济增长缓慢，从而导致了企业因税率太高、生产成本沉重而不愿意投资，让当前美国失业率迈高不下。再加上当时为了打击高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紧缩，利率高企，这更是推高了企业边际成本。所以，当时里根减税，对企业来说是下了一场及时雨。

但是当前美国的情况及1980年代有很大差别。如今美国经过连续多年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不仅金融市场的利率降低到极低甚至于零的水平，从而使得市场流动性充沛、企业的借贷成本低、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水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并没有强激励增加投资。所以，当前经济问题并非企业的投资成本高低问题，而是全球人口老化、经济前景不明朗所致。特朗普降低企业税率能否达到以企业增加投资是不确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其巨大的税收改革的利益又流向了哪里呢？首先，从下调企业的税率和允许企业将投资费用化的政策可以看到，金融投资的税后收益有可能提高。有分析指出，有效税率（即企业实际支付的税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每股盈余将增加1.34美元。此时，没有扩大投资的企业可能会把政府降税的额外补贴，拿来补贴股东或调高CEO的工资，以至于税收改革的最大贏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企业股东或管理层。这自然会加剧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还有，即使根据美国税务联合委员会统计，税收通过后平均每人税率可下降1个百分点，但一般民众也难以受惠。因为特朗普政策在降税的同时，也让一些重要的免税额与低收入民众所依赖健保项目也废除。而且当前这个税收改革方案将让美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或年收入超过73万美元的美人，税后所得增加8.5%，这次税收改革一半税收优惠为这部分人获得。可见，出自特朗普的本性，这次税收改革的方案可能更有利富有阶层而不是绝大多数民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税收改革方案要取得多大的效果更是令人存疑。与韩国的税收政策目标南辕北辙，方向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