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生活中的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却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让你沉思遐想，让你回味无穷，我在天安门前的留照就是这个样儿。

去年（2008年）9月，我参加厦门春晖夕阳红的老年团到山东、北京旅游，北京旅游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9月27日到北京，没有人不留照，其中一定有以天安门为背景的留影。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首都的象征，祖国的象征，不在这里留一照，岂不虚行？

然在天安门前留照，并不容易。我们去北京是个寻常日子，可偌大的天安门广场还是人流如潮，到处是人。我们跟不紧导游就可能流入人群而迷失方向，时间有限，也容不得我们自由活动。我的愿望就是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如今有了数码相机，这本来是个十分便当的事，可游人太多，老照不下来。你的镜头对准天安门城楼，就老是有人窜入，或把别人的背影、脸庞照下来，或喧宾夺主，一个游人携带情侣或老幼夺去你的画面，让你哭笑不得。你等着吧！可能从早等到晚，也等不到好画面。许多情况是几个人结伴，轮流“值班”，在那儿“维持秩序”，在旁边不停地叫唤：“同志，请让一让！”“先生，那边在照相，请别把他们遮挡了！……”别的景区都有照相者为你“服务”，这里却没有见到。

我终于向同车的一位福州女同胞“求援”，这位女同胞乐意又认真，她说我离天安门城楼太远，领我穿过人群到警戒索链前，我手搭链条与手搭索链柱头连照两张，都因游人窜入镜头而宣告失败。急得不行，最后我只得把双臂摊开，挡住从两侧进来的人群。于是这张照片成了经典：蓬松的花白的头发在空中飘扬，胸前佩着“厦门春晖夕阳红”的胸卡，肩上斜挂着小皮包，似乎雄赳赳、气昂昂，实则风尘仆仆，几分无奈。……

四十年前我也在天安门前留照，那是1969年9月19日的黄昏，我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久久地徘徊，思量着留张照。我和几个同到北京“串连”的同学，买了当晚十一时十九分的离京车票，遗憾的是离京前未能在天安门前留个照。那时天安门前设有照相点，可要照的人太多，排起的长龙队足有几里长。有消息说，一大早去排队，从早上排到中午，又从中午排到黄昏，还轮不到照，想留照的人很多。我们只在北京呆几天，一刻抵万金，岂能在此等候浪费时间？可待到将要离开北京时，在天安门前留照的愿望太迫切了，简直无法抑制。心想：或许我这辈子就只能这一次来京，不留个照，岂不可惜！哪怕照得很糟糕，也行，留个影子就行。不想不打紧，一想就难受极了！留恋、惜别的心情怎么也难以排遣！

正在这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个为人义务照相的人，我大着胆子向这位陌生人诉说我的愿望。这是位广西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名叫林展龙。那个时代，个人很少有照相机，有，也是“海鸥”牌的黑白胶卷照相机。林展龙同学听说我当晚就要离开北京，迫切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毫不犹豫地欲把留作自己用的底片为我拍照，并答应为我寄照。不像今日的数码相机照，马上就能洗印出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肯为你这样办，怎能不感激？！记得林展龙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别客气，别不好意思，这种心情是谁都会有的，是可以理解的。”

回到福师大不久，我真的接到林展龙同学从遥远的广西寄来的照片，并附一信，信中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我们来到了北京。”又告诉我：他9月22日离京，24日到桂林，停留两天，27日下午回到南宁。我在回信中说：“我们邂逅在几千里外的北京，你把你需要的让给一个更迫切需要的人，乐于助人的精神让我感动，留给我难以忘怀的印象。”林展龙同学在信中还说：“你的底片冲洗出来了，可能因为照相时光线不好，所以不大清楚。”说实话，我那时只想留个影子就行，好不好是不在乎的。

这张照片的影像原来就模糊，我侧着脸，脖颈伸得老高，像长颈鹿；脚底穿着塑料凉鞋，着一身皱巴巴又短又窄的中山装。天安门城楼在照片的左侧，只是一个小小的背景。可我至今珍惜这张照片，宝贝般地将它装入相册，扫入电脑。它是我一段人生经历的缩影，也见证了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

后来我们没有继续通信。可巧，1970年我与妻子结婚，内兄当时是广西大学化学系的教师，若托他的关系查找这位同学的“下落”，也许能查找到，不知为何，我终于没有这样做，至今引为遗憾。……

 2009年2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