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   2008101715  周丽婕

《人间词话》是近代极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对一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主张，王国维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给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然而，作为一名国学大师，也存在一些看似矛盾之处，给后人造成误解，其中以对诗词写作使用“替代字”和“用典”的态度较为典型。本人对此发表愚见。

首先，在第九则出现的“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很明显，王国维先生对这种使用“代字”的现象是不赞同的，他认为，在“语妙”、“意足”的情况下根本可以不用替代字。其实我觉得以“桂华”来代替月光是很合适的，意境很美。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一个“忌”字，世人的理解往往是“禁忌”，于是，得出王国维先生对此做法是反对的。我认为其实不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忌”还可作“对某些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解释，简单地说，就是“少用，尽量避免”的意思。我认为这种解释更佳。（下文详细分析）我们再来看“壹拾则”：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替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这里又提到了“替代字”，但是，此处的“替代字”略有不同，应特指“用典”。代字，指的是在诗词中使用代替粉饰的字。而“用典”，是指诗文中引用过去之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如“红雨”是出自李贺《将进酒》诗云：“况是青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后人借用“红雨”来代指桃花或落花。“刘郎”，指刘禹锡。刘禹锡《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云：“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后又作《游玄都观诗》云：”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于是后人多用“刘郎”代指桃花。“章台”、“灞岸”同样均有其出处，所以，此则也历来被当做王国维反对“用典”的论据。

    其实，我觉得要准确地分析王国维对此的看法、观点，应该通读《人间词话》，进行综合分析。王国维对诗词创作中使用替代字与用典提出了批评，这个不假，由上述两则材料可以看出，但不是全盘否定的，他也有肯定的地方，具体可见“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显然，苏轼的《水龙吟》中“落红难缀”一句，“红”即是“花”（“绿肥红瘦”的“红”也是此解）的代字。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止一次赞美辛弃疾，甚至在《词话·附录》中还特别说：“南宋只爱稼轩一人。”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词史上特别喜欢“用典”的词人。他的《贺新郎》几乎是句句用典，王国维对这首词也评价颇高。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王国维反对作诗词用“替代字”和“用典”的观点是片面的。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用多则滥”，代字和典故的运用，一方面可以避开口语中的熟语俗字，以十分精炼的语言使诗意得到明晰的传达，显得典雅工整，同时，诗的内涵由于典故本身的生动也得到丰富和延伸；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语言空间中还可以表现出含蓄蕴藉、委婉曲折的美的特殊效果。得体地使用代字与用典，将会取得积极的修辞效用。可是一旦运用泛滥，渐有成套数时，必成灾害，导致美感消失殆尽。这也就是王国维批评的真正用意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次提到，诗人、词人的创作贵在一个“真”字，要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悟，而不是堆砌前人的辞藻。而“替代字”、“用典“”的滥用，会失去了作品“真”的韵味，产生“隔”的阻碍效果。这在王国维看来，是不提倡的。可以用，但是少用，我认为上文的“忌”字当作此理解更为妥当。王国维认为，如果用的话，“既要师其意，尚须能于故中求新，更须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迹，所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刘勰《文心雕龙》），能化腐朽为神奇，方为佳作。

另外，我觉得，对于“替代字”、“典故”的使用，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所使用的应是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是约定俗形成的，而不是那些生僻难解的。在继承的基础上，要有自己独特新颖的创新，不落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