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重术和中国重道》

周霄山：

“道”为大道之理；“术”为具体操作。老子《道德经》道出天下之“道”；“术”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要解决实际问题非得用“术”不行，“道”只能是方向上的引领。“道”与“术”各有所用。老子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说：“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世界上的道理学问，万事的成败，都与道和术有关。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这是我们许多国人感到遗憾和困惑不解的。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卓越的高层次哲学思想，但其更偏重于伦理和政治；而西方的哲学思想则更偏重于理性、逻辑、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相对要滞后一些。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其实都非常好，只不过，各有其侧重。西方文化重“术”，中国文化重“道”。所以在“术”的应用与发展方面，西方文化远超中国文化。但是，如果缺乏中国文化中“道”的引领的话，西方社会将迟早会出现很多用“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是现在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已经发现并在思考的问题。因此，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几乎都从中国哲学思想的“道”中汲取过营养。西方单纯的发展术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让人类陷入一种非常可怕的境地，很多国家就是因为信仰了这样一种重术而不重道的哲学思想，才招致了极大的灾难。所以说，术非常重要，道也非常重要，重道的同时要重术，重术的同时也不能忘了重道。换句话说，我们既不应该偏废西方哲学，也不应该偏废中国哲学，两者都非常好，但缺一不可。

例如，人类重道的话，就会尽可能地与自然相和谐，各国之间就会和平相处、和谐共存；而人类重术的话，各国之间就会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就会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索取，就会严重地破坏自然，而最终给人类带来大灾难，甚至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人类的术制造出的核武器也同样能够毁灭人类。

还有，西医和中医也是术和道的例子。西医以术为主，中医以道为主。西医的术关注的是人的局部，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医科分的非常详细。而中医的道关照的则是人的全部，是人的整体平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人体只要平衡和谐了，也就不会生病了。西医是以医治为主。中医是以预防为主。

中国没有产生科学技术的主要原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是想通过道的引领，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是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因此，他们不愿也可以说是认为不值得去做那些具体的事情。而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中，也有人具有道的思想，也企图在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重术，所以他们中有人愿意从事非常具体的事情。

“道”与“术”实质上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道”性思维偏重全局性、系统性、原则性，而“术”性思维则偏重局部性、功利性、技术性。人类对“道”“术”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理解、把握和取舍运用，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换言之，人类思维方式的嬗变导致人心的嬗变，从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演变。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心的演变史。所谓“人心”，一般指人的情感、心理、思想、观念和道德等，其实也包括人类的思维方式。人心有变，即人类的思维方式有变，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思维方式、人心与社会，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人类社会发展史，表面上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心嬗变的结果，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嬗变的结果。

古圣先贤对人心、社会和思维方式三者演变的规律性研究得较透彻，但后人对这重大的研究成果却视而不见，令人非常遗憾。人类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道”性思维，一是“术”性思维。人类思维的嬗变，重点是由“道”性思维向“术”性思维裂变，此消彼长。“道”性思维日益衰退，“术”性思维则大行其道。反之亦然。

“道”“术”二字，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其内涵特别丰富和复杂，人们对此有多种理解和观点，出现了见仁见智的局面。其实，“道”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源、事物的根本原则和运行变化规律；“术”是指方法、技巧、技术、人的机心。道是根本，术是枝末，道为术本，术由道生，所谓“朴散则为器”，道散则为术，大原则、大规律可以衍生各种方法、技巧和技术。从思维层面来看，“道”与“术”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道”性思维就是一种着眼于整体性、统一性、系统性、原则性、全面性、长远性的思维，而“术”的思维就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实用性、功利性、局部性、片面性、短近性的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与术的态度是侧重于“尊道轻术”，把“道”尊为“大道”，把“术”称为“小术”“小技”，甚至把技术性发明创造贬抑为“奇技淫巧”。大概是担心本末倒置，“术”的过度发展会偏离了“正道”、“大道”，破坏“道”的和谐统一。因此，强调以道御术，术归于道。如反对“人心不古”，也就是过度运用“术”性思维。而倡导“返朴归真”，也就是回归“道”性思维。

对于如何对待“道”与“术”的问题，庄子的态度最鲜明，最有代表性。庄子在“混沌开七窍”的寓言故事里，就揭示了过度发展“术”性思维的危害性。庄子还在“丈人贬抑机械”的故事里，同样表明了反对以“术”性思维破坏“道”性思维。说：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愲愲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寓意深刻。使用技术和机械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但丈人说这个道理他不是不懂，而是羞于应用。因为使用技术和机械会引发人的机心，有了机心，就会破坏人纯朴的天性，从而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其实这也是揭示了“术”性思维的运用，虽可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但也会给精神文明带来不良影响。这个故事暗示了思维方式、人心、社会三个层面的因果关系。其实，庄子并不是反对技术和机械，而是反对以“术”性思维代替“道”性思维。

“道”性思维侧重于作全盘性考虑，瞻前顾后，注意事物间的内在联系，重视协同推进；而“术”性思维侧重于单个击破，以解决眼前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目的性强，善用技术、方法、技艺，讲求实用实效，求快求多，利益最大化，而不注重顾及其他方面的联系。

与“尊道轻术”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则“重术轻道”，把“术”性思维发挥到极致。在哲学上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科学上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在思想道德方面讲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益至上。西方文化的“术”性思维，在解决人与物的问题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创造了貌似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大大地激发了人们无节制的物质欲望，这也就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一种近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近代以来，因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嬗变，由传统的重道轻术转为重术轻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方面成为了“后起之秀”，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令世界为之刮目相看。当代中国，“术”性思维也大行其道，“术”性思维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的风行。社会各领域各阶层都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择手段，共同奔向“无所不用其极”的境界。权衡利弊、急功近利、损人利己而不择手段，已经使得“术”性思维成为了主导。所以，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应如何平衡“道”性思维与“术”性思维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运用，国人应当做出深入的思考和智慧的抉择。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把人类心理结构三分为本能、理智和理性，并把“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的理性看作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他指出：“科学技术之发明创造，人得以制胜乎物而利用之者在理智；社会人情渐以宏通开朗而社会组织单位益见拓大以至‘天下一家’者则要在理性。”这里所谓的“理智”其实就相当于“术”性思维，而“理性”就相当于“道”性思维。他认为理智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有助于人类解决物质生活问题；而要使社会人情“宏通开朗”而走向“天下一家”，就必须要靠“理性”。

“道”性思维与“术”性思维各有其价值和意义，“道”“术”并行，应该是可以行得通的，但要以道统术，以道御术，才更能发挥术的积极意义而避免其弊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术”，而且很欣赏“术”。但要强调“术”必须要以“道”为宗，“术”不能脱离“道”而妄行。脱离“道”性思维，单凭“术”性思维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败。只有在真正掌握“道”性思维的基础上运用“术”性思维，才能有效地攻坚克难，把事情做得圆满。同时，要审慎地运用“术”性思维，因为“术”性思维就是一把双刃剑。“术”性思维虽然可以给人类带来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如果没有“道”性思维的引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术”性思维要回归于“道”性思维，以道统术，道术并行，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满大智慧，值得我们深入学习，汲取其精华，有益于解决当今和未来的诸多疑难问题。

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的议题展开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共识是：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引领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