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鹏:漫说陕西金融文坛“三剑客”

陈益鹏:漫说陕西金融文坛“三剑客”
文/陈益鹏
杨军的“钱”,杜崇斌的“儒”和黄天顺的“茶”加在一块儿,齐齐的一盘中国传统儒商文化配餐。搁一起一点不隔。杨军的“钱”属于大汉,瞄准的是一个王朝制币的工艺之奥妙和币制的改革之艰难,据此而演化出来的多样人性与复杂社会的波澜壮阔。杜崇斌的“儒”属于北宋,将一代大儒从横渠书院请出,循迹遍访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原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人生和精神世界。黄天顺的“茶”属于明清,将盛行于今的泾阳茯砖茶掰开,揉碎,再循着那茶的来路,下西南、越秦楚,将搜到的蛛丝马迹,拼拢、还原成它原本的模样。

人说梅、兰、竹为岁寒三友,落脚点在“寒”和“友”,因为同在岁寒,共傲天下,固而为友。这钱、儒、茶凑一块儿,既儒且雅,那意境活如一幅儒商品茗议事图。谁说金融作家只能写金融,这茶不需要钱币作中介吗?这没有文化的茶和钱能走远吗?有如“三大”取名巧合,无意之中成就了一桌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盛宴,金融三作家聚到一起,将揉和出一锅多汁多味的“捞面”来。
关中大地,八百里秦川,传统文化如渭水奔流不息;十三朝古都永载史册,浩浩历史似秦岭高耸、绵延不绝。事实证明,陕西的金融作家没有辜负时代的重托,也没有辜负脚下的土地。他们把笔触伸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打捞被岁月掩埋的过往,滤尽黄沙,掏到历史的真金。他们的作品一经面世,便受到各方好评,《大汉钱潮》立项初始,即被纳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对象,煌煌七十万字,倾注了杨军多年的心血;《大儒张载》创文学为其立传之先,杜崇斌三年的奔走采集、灯下疾书、四易其稿,终于换得包括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在内的五项大奖;《大引茶商》将人们的口福之欲,引导到茶马古道,探寻秦商营茶源远流长的秘密,在品尝植物之茶的同时,也品尝茶的历史和文化之根脉,将其合二为一,才可深得其味。

三人行,必有我师。听三位金融作家口吐真言,各述高论,岂是“必有”,当为全是。为文者,不可不鉴。但这,还不是三位金融作家“最后的晚餐”。杨军在《大汉钱潮》之后,还将有大秦、大宋、大唐系列长篇之“钱币四部曲”计划;黄天顺的“秦商三部曲”还等待着他的收官之作;杜崇斌也是信心满满,在《大儒张载》之后,又将目光瞄向少儿,出版了《追梦少年》一书。至于下来还有什么重大目标,他不告诉我,先卖个关子,让读者去猜想。
这“三大”长篇小说,也奠定了三位金融作家在陕西文坛的地位,它们的横空出世,其选题独具慧眼,给陕西金融作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当然,除了这“三大”,陕西金融作家群里还有多位写长篇的高手,如写出《上市前夜》的姜启德,写出《迷失之鸟》的李伦,写出《消失的身份》的高歌,写出《奔腾的银河》的赵景莲等等,他们共同构成陕西金融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劲活力!
长篇小说,往往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区域文学创作实力的标杆,所以,真正有追求的作家,都会最终选择以写一部两部有力度的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文学归宿。但长篇小说不是人人想写就能写的。它有三个向度,一是回头写历史,二是低头写现实,三是抬头写未来。写历史,有迹可循,但时过境迁,需在尘埃里去发掘;好处是想像的空间比较大,只要合情合理,可以任意发挥。写现实,素材丰富,不必穿越,世道人心基本了然,写来顺手;劣处是,距生活太近,难辩是非,不易做到让文字隽永。写未来,可以天马行空,任意想像,只要符合科学;而劣处,也恰恰是需要具备大量面向未来的知识,这个需要用恒心去积累。
这三位金融作家的主打作品都走的是第一条路,即面向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是成功的。虽然探索的过程充满艰辛,但结果却很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