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下午4时许，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在医院内被一位患者砍伤。目击者称，徐文被砍十几刀，“左肱二头肌一直被砍到底，骨头都露出来了，神经和肌腱都受损，右前臂骨折，左下肢及前额正中都被砍伤”。

    昨晚接到朋友的一条短信，惊诧地得知这么一条消息，背心一阵冰凉，接着冰凉由后向前，寒到胸前，不禁感慨：为什么又一起凶案又一次发生在我的同仁身上。

想起了10年前，一起类似的凶案发生在华西医院的王恺医生身上，当时我是一名住院总医生，看到浑身是血的同事王恺推到手术室，平时炯炯有神的眼睛被利刃刺破，像一颗咬破的葡萄躺在眼窝里，也是那样一种寒意灌注在我的心中。10年过去了，王恺医生再不能用他灵巧的双手为患者手术，但仍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辛勤耕作，为患者服务，尽管他已不如当初的帅气和意气风发，但一丝不苟，严谨行医的作风丝毫不减，我不得不为这样的同事和朋友感到惋惜并骄傲着。

    10年后的今天，野蛮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熟悉的同仁身上，我对徐文医生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有过数面之交，其为人谦和、学术严谨，算得上业内佼佼之人。怎么也想不到，在国内顶尖的同仁医院，一位温文文雅的女教授，能遭此难。翻看徐医生的网评，都是患者的表扬信，怎么就那么寸，遇到一个锈钉子，害了自己。

   中国病了！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受人尊重，生活体面的医生，在中国却不时被患者以刀相向，这种敌人一般的关系，到底能给中国人带来什么？

   中国病了，但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治好这个体制的痼疾，却反而沦为吃药和挨刀的受害人。

   人说：“医者父母心”，我自认为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医生，这不是我自夸，而是我在工作当中，确实心怀同情和理解，看待每一名患者。不断磨砺自己，希望医技精进，为每一位求助于我的人解决疾苦，这，我相信也是绝大多数医生的心态。尽管我对自己的技术和人品有100%的信心，但我却无奈地承认，我只能解决部分病人的问题。医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学科，医生能做的事情，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处女座的人总是追求完美，我在工作中也追求完美，但是我发现，我并不能完美的完成我的这个追求，当有患者因为疗效不尽人意或因失望的找到我时，我内心总是抱着歉疚和同情，而我知道自己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时，能做的就是尽己之力，理解和帮助他们。

   即便我自认为是一名好医生，我仍然时时惴惴不安，因为中国病了。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到了原始丛林社会般的野蛮。如果给人治病的中国的医生已经沦落为世界各国中，最受糟践的行业，那么，中国人的健康和性命，所托向谁？？！！

   带着作为医生的愤怒，我查看了伤害徐文的凶手王宝洺的博客，一名北京的“著名书法家”，擅草隶、精国画、搞教育、偶吟诗的文化人，平时舞墨弄文，为啥在9月15日手持双刀，怒向弱女？他的博文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从09年开播，写了9篇博文，除了开篇以外，8篇是在历数徐文的“罪过”。这是一个两面人格+偏执人格+被害妄想人格的心路：从2006年9月接受手术，到2009年的声讨、控诉,再到2011年的举到相向，其实，凶手也是经过了漫长的纠结和积郁。除了愤怒，我也在思考：几乎每一起伤害医生的事件，其实患者都在之前经历了数年的纠结，这些时间都可能是给医生的机会去化解，最后患者觉得走投无路绝望了才会动手。这和患者的畸形人格密不可分，和今天医疗环境密不可分，和媒体对一些医疗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密不可分。但是，我们每天面对的病人，啥样的人都会有，性格温和的、理解支持的、无理取闹的、一触即燃的、性格偏执的，我们都得面对。我们的医疗制度不是我们医生能改变的，我们的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作为医生，我们除了专注于学术和技术上的进步，补补心理沟通技巧也是必修的。

   大概回顾了一下近10年来，中华大地上挥刀向医的事件，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占的比例约3分之1（这里面，鼻科的问题，占了接近一半）。我想，可能患者总觉得生了耳鼻咽喉科的病，都不是大病，既然是小病，手术又简单，当然所有人都该开开心心的拎着包出院，怎么还会出问题呢？怎么还会留残疾呢？怎么还会要命呢？结果要是还真是出问题、留残疾、要命了，那就医生害的，该杀！其实，在发达国家，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是最牛的，最受人尊敬和收入最高的学科之一，因为啥？风险高、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啊。放到咱中国，怎么就那么不受见待了。

   第一次发博，无非是聊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要是挨骂了，是我活该；要是能理解，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