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学者陈万里依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叶真《坦斋笔衡》的记载，推测北宋宫廷使用汝窑的时间，大约是在宋哲宗元年至宋徽宗宁五年（1086-1106）的短短二十年之间。由于烧造时间极为短暂，传世品甚为稀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为，汝窑瓷器产烧于何处，始终是学界好奇与关心的焦点所在。经过多年来寻寻觅觅，从《汝窑的发现》、《汝窑的新发现》和《汝窑聚珍》等不同阶段的考察，以及窑址的出土品和窖藏发现之间的比较之后，终于在2000年才到汝窑的中心烧造区。从此解决了汝窑产地的问题。

    无论汝窑瓷器的使用，是否如同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周辉在《清波杂志》一书中所形容的：“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为供御捡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十二世纪时己经难得一见的汝窑，在2000年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与传世品相对应的残件或标本，无论是典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宋和北宋的汝窑器皿，例如：

莲花式温碗（图）

水仙盆（图）

椭圆洗（图）

青瓷盘（图）

青瓷洗（图）

奉华碟（图）

北京故宫的汝窑器皿：

三足洗（图）

青瓷盘（造型与台北故宫迥异者）

或是英国大卫德基金会、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亚伯特博物馆的青瓷盏托（图）等。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几乎都可以在窑址中找到相对应的残件或标本。同样的，窑址出土施涂一层耐火泥的匣体、模具和支烧垫圈，除了反映汝窑以满釉支烧法烧造外，从烧造工具的讲究上，更深刻地透露出北宋汝窑的生产，背后或存在一个有规模的管理机制。

    尽管汝窑瓷器会经供宫廷使用，可是它的性质是否等同于叶真在《坦斋笔衡》中记载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而足以视为北宋官窑呢？过去在汝窑发掘未明朗之际，会有学者意有所指的以为北宋汝窑即是北宋朝廷所成立的官窑。然而，今天除了汝窑窑址的新发现以外，同样位于河南的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残件与样本，又将此一议题引领至另一个不同的层次。由于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标本，部份作吕在器形、釉色和烧造方式上出现与汝窑相似的特征，例如纸槌瓶的器形、天青釉的釉色和满釉支烧的烧造方式，以及匣体外壁施涂一层耐火泥等。

    然而，欲有更多数的青瓷标本在釉色、胎色和烧造方式上，存在与汝窑不同的变化。例如多数器物使用垫烧法烧造，部份使用支烧法烧造的作品，留存于器物底部的支痕，形状近似小圆点，和汝窑细小若芝麻又有所不同。而且，张公巷窑青瓷使用的支订是一种组合式的支钉，亦即若小圆珠般独立的支订，将视器形的需要，而逐颗排置于垫饼之上。出土的标本也显示张公巷窑青瓷标本底部的支痕数，有三、四、五之别，和传世汝窑，除水仙盆使用枚，多数碗、多数器皿皆为三或五个支烧痕，以及从未出现四枚支痕的情形有所不同。

    加上，张公巷窑的年代下限或可以晚至金、元时期，出土的残件标本，釉质均匀细致一点也不输给汝窑。而且，在器形的修整上，张公巷窑出土物在圈足上所反映出来的锐利的作风，在让人以为其品质或凌驾于汝窑之上。或因此，日本学者伊藤郁太郎逐以为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虽然部份作品接近北宋汝窑，但经过细部的比较之后，又呈现出一种介于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之间的风格，而且生产的瓷器做工精细，足以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相互连结，表现出徐兢笔下的“汝州新窑器”堪称是产烧于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之间的北宋官窑。

    为了回应目前广大汝窑玩家，对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之间的相互承接议题的讨论，特在此向大家推荐一件十二世纪的青瓷圆洗，以作为比较参考的依据。该物件作品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的“宋官窑瓷器特展”中展出（图）。

    原品名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圆洗”，造型为平底圆洗形制，和北宋“汝窑青瓷圆洗”（图）相比，圆形周壁头得较为笔直，且器胎的修胚自底部至口沿，逐渐由厚顺修至极细薄。或因器物圆口过于薄细，传世至今，已微见伤缺。

    全器以满釉支烧法烧造，底部留存九枚支烧痕，排列成内外两圈，外圈五枚，内圈四枚，支痕己被磨平，呈现出粒粒如小圆点的形状，透过支痕头露出灰褐色的胎骨。中心后刻“正庵”两字，刻痕不深，低于釉层。全器满施青釉，内部釉质与釉色完好近似北宋汝窑，器外口沿的流釉以及内底与壁相接处所呈现出来的凹槽，又近似南宋官窑。出现一种以汝窑又像南宋官窑的特征。置于展台之中，具有表达汝窑风格后继发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