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英文中，中国和陶瓷都是同一个词汇（china），因此，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字中，“中国”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陶瓷”。这种说法很普遍，几乎成为不假思索的定论。有人还考证说，当年景德镇旁边有个地名就是类似“china”的发音，所以，这个地名成为陶瓷的代名词，进一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愿望良好的误会。
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长时间里，就像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在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中，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都与丝绸有关，而与陶瓷无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甚至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当时他们知道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当时被称为“塞里斯国”（seres）。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后，面对向东而去的万重雪山，终于失去了勇气，掉头南下，前往印度。东西方在那个时候，失去了一次可能的直接交流机会，双方都只存在于各自的想象之中。
有一点是确定的，西方对中国最初的了解完全来自丝绸，西方关于“塞里斯国”的所有描述，都与丝绸有关。但是，当时西方对于“塞里斯国”的丝绸描述也都是错误的。公元前37年，罗马著名的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中，提到了生产丝绸的“塞里斯国”，他认为丝绸的丝是产于一种长着柔软绒毛的树。罗马另一位著名的诗人贺拉斯也歌颂了丝绸的柔软和精细。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西方对于丝绸的故乡，有很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想象，例如，认为“塞里斯国”的人可以活到140岁，200岁，甚至还有人说寿命长达300岁。他们只知道“塞里斯国”是在比印度更远的东方。
现在西方对中国所用的“支那”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以后。公元1世纪中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首次提到了“支那”这个名字。这本书的作者不详。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支那人”（thinae），并且明确说到，丝绸就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大致是指今天的印度洋。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支那”与西方以前的介绍不同，它是第一次记述从海路到达“支那”，而以前的介绍都是从陆地前往“塞里斯国”。但是，不管是从陆地还是从海路，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丝绸的故乡。《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的作者描绘的这条到达“支那”的航线时，并不十分详细，因此，研究者认为，作者很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非自己真实的航海经历。这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支那”，与瓷器毫无关系，只与丝绸有关。
曾经有人对“新浪”的英文名字“sina”提出批评，认为这个词代表“支那”，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这种意见说对了一部分，“sina”的确代表“支那”，但是在这个词汇产生的时候，以及在产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丝毫没有侮辱的色彩。“sina”这个称呼产生于公元2世纪，当时西方世界“地心说”的创始人托勒密，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在这份地图上，就有“支那”，写为“sina”或“thina”。
托勒密的这份地图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从那以后，西方长期以来都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陆地可以到达的“塞里斯国”，另一个是海路才能到达的“支那”，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出产丝绸，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地理观念里，无法想象这两个地方都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也认为自己到达的是“支那”，而非“塞里斯国”。这个误会一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以后才消除。
那么，公元2世纪时，托勒密地图上的“支那”是否与陶瓷有关呢？应该说是没有关系的。首先，托勒密的“sina”是出产丝绸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从发音上找到痕迹。其次，公元2世纪时，中国的历史处于东汉时期。专家认为，那个时候，瓷器在中国刚刚诞生，在此之前都属于陶器，现在中国能够发现的汉代瓷器也不很多。因此，即使那时有人从海外来到中国，被吸引的应该是丝绸，而不会是陶瓷。第三，托勒密关于“sina”的描述应该是借助更早以前的历史纪录，而不会是公元2世纪的现实经历。第四，关于中国陶瓷正式形成的年代，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甚至认为中国的瓷器诞生于晋代。总而言之，西方文字中最早出现的“支那”与陶瓷没什么关系。
至于现在英文中的“china”一词，产生很晚。由于英文是从拉丁文演化出来的，因此，英文“china”这个词源头应该是“sina”，而非英文自己的创造词汇。严格来说，“支那”这个称呼早于陶瓷的出现，先有“支那”，后有陶瓷，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词后来变成同一个词，那也是“陶瓷”靠向了“支那”，而非“支那”因陶瓷而得名。“支那”这个名字更合适的解释，应该是来自丝绸。
外语中的“中国”来自契丹
(一)。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在俄语、希腊语，以及中古英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如现在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Kitay”。 当代英语也有用"Cathay"来表示中国，如 Cathay Pacific（国泰航空，“中国太平洋航空”）。
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44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历史上，戎狄对西方的侵扰是人类大迁徙的根源之一。戎狄的名字就是“cina”。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对于“china”这一名称的来源，过去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有“茶”、“瓷”和“秦”。
中国使用“china”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可是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知这个东亚国家的名称了。
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一词的词源，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出现的“cina”一词；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a”；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a”；《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a”的记述。
从时间上来看，景德镇的陶瓷出现于东汉，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cina”一词在印度梵文中的出现的最迟时间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也要晚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印度梵文中的“cina”和中国的“茶”、景德镇的“瓷”及中国秦国的“秦”并无关系。
(二)。俄文的“中国”名称是根据公元九世纪的辽国“契丹”(kitan ，kitai)的音译得来的。古代的戎狄或他的先人正是操着蒙古语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因此，“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狼的读音可谓与“cina”非常相象，读做“赤那”，意思为“狼”。西方国家为什么称呼戎狄为“赤那”即“狼”呢？因为戎狄以狼为图腾、打着狼旗东征西战。
在《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和鹿为图腾的姻族。
《魏书·列传第四十九》记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茹茹”也称为“柔然”)，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此记载中的“阿史那”就是“赤那”，“狼头纛”就是狼头旗。
唐朝的王涯在其诗中就写到：“旌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今朝韩信计，日下斩成安。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这里的“狼头”指的正是打着狼头徽号战旗的北方游牧民族。
(三)。戎狄是东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 东欧平原南部的草原地带与中亚、东亚大草原毫无间隔地连成一体，形成了横向绵延两万余公里的所谓“欧亚草原带”，而在这片地带的东面就是蒙古高原。在这狭长的地带上，构成了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生态链。蒙古高原西临中亚细亚，处在古人类流向的通道上，在中国的商、周时期，生活在那里并被称为戎狄的游牧民族獯鬻和猃狁，即是蒙古高原的主人，也是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雅利安人和以后的斯基泰人的邻居，他们之间相互交往密切并进行物物交换，形成了以商品交换为主体的欧亚文明相互交流的北方通道。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提到过这条通道，其路线是从黑海北岸经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最后到达蒙古草原。
戎狄把从中原获取的具有东方文化的商品带入蒙古草原，然后再经中亚使这些商品流传到西方，同时也把西方的物品和文化传到东方，这一现象可以在许多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据中国古籍《穆天子传》记载，早在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就将许多珍贵物品包括丝绸作为国礼带到了中亚。当时周穆王从今天的陕西出发，就是经过戎狄控制的地区到达中亚的。“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这从本质上肯定了草原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之间相互的影响。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增强，游牧民族之间的小部落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强大的并极具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游牧与农耕间平和的商品贸易关系被打破了，为了从农耕民族手中夺取财富，这些草原铁骑便时常南下侵扰。
(四)。戎狄对西方的侵扰是人类大迁徙的根源之一。 从公元前二千年初起, 几乎在蒙古-青藏高原以西的整个欧亚大陆, 发生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种族扩张, 这就是在从印度到西班牙的辽阔土地上, 原始印欧人(indo-europeans) 都开始逐渐替代当地居民。中央亚细亚境内的雅利安居民，便开始向临近的各地区施行压力，人口开始迁徙，到公元前1000年时，这个移民运动才达到他的最高潮。(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中亚古国史》)。
雅利安人离开中央亚细亚被迫迁徙，麦高文认为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但麦高文同时提到：当公元前1900到1500年间，我们发现有一群“野蛮”人民突然出现在近东，他们颠覆了当时该地所存在的多数帝国，加以分割，而自建王国，……根据研究的结果，晓得这些蛮族全体所说的语言，和雅利安种并无关联。也就是说，麦高文所提到的“野蛮”人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那么这些人的语言有极大的可能是属于阿尔泰语系，如果此推断成立，这些“野蛮”人无疑是东亚北方草原上的戎狄。基于戎狄在近东所展示的“野蛮”行为，我们不得不考虑雅利安人的迁徙也应该与他们的东临戎狄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戎狄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戎狄对西方世界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留给西方世界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戎狄在西方社会的眼里决不只是会放牧牛羊且微不足道的社会族体。他们的名字决不是默默无闻或被瞬间遗忘，他们的名字就是“cina”。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在茫茫草原上，狼是战无不胜的生灵。它们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具有坚忍不拔的耐力，具有完美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猛顽强的群体战斗力。狼为了生存而具备的技能，让人崇拜。尤其让那些同在一片草原上生息着的“戎狄”人崇拜因此，戎狄人以狼自居，甚至用狼来为自己命名。中亚国家注定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这些打着狼头旗的游牧民族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引发的人类大迁徙给世界带来了多次的动荡。他们打着狼旗东战西伐所向披靡，他们使许多国家灭亡，使文明遭到摧毁，使世界人口重新分布，新的国家由此诞生，新的文明从新开始。也正是这种冲击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赤那”的故事，将“赤那”的名字传遍西方，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赤那。
俄罗斯人将中国称为“契丹” (kitan，kitai)，与中亚人和西方人称中国为“赤那”出于共同的道理。当时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因此俄罗斯人把中国称为“契丹”并沿用至今。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44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
俄国人并没有因为契丹人的消亡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西方人同样也没有因为戎狄的消失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 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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