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的对谈

李泽厚、赵宋光、尤西林、赵小刚

主编按语：

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刊发于1981年，迄今已四十年。这篇文章对实践哲学与美学深刻的原创性研究，虽经李泽厚大力推荐，却一直仅为极少数人所知。当代西方美学最新的文化转向，其代表内容，无论是从纯艺术回到技术、从形式分析回到生活美学，或是从静观的感性意识论回到体验性的身体美学，都需要经由技术、生活与身体回溯其实践根基。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生产”（poiesis）与技术-艺术统一性的诠释，以及杜威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的复兴，成为西方美学上述转向的哲学基础，但这些理论恰恰突出了马克思实践论的论域，而实践论远比实用操作主义更具本体深度。李泽厚关于20世纪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从微观层面印证19世纪宏观唯物史观的判断，在赵宋光论文中有着中国式印证。这篇论文不仅全面深化了美学原理，而且特别探索了马克思实践论的教育人类学原理。这些原理均落实于神经生理学的模式建构分析，因而不仅超前回应着当今的神经生理学哲学（神经生理学美学只是其一个分支），而且回应着愈渐重大的人工智能挑战。

鉴于此，我们重刊此文并组织相关笔谈。赵先生也决定从教育学角度补充新的内容。笔谈论文不仅是肯定性的，而且也是批评性的。期望借此机缘进行一次深度的学术交流。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笔谈内容由近三年来我们之间多次通过微信、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进行交流的文字和语音整理而成。

李泽厚先生于2021年11月2日逝世，本期刊发的《论美育的功能》笔谈，是他最后的思想记录之一。李先生作为新中国美学主要代表，还曾预言21世纪将是教育学世纪。身处当代教育历史性大变革时代，本刊同仁对李先生与赵先生的历史性预见及其奠基工作，肃然起敬。谨此悼念李泽厚先生并祝福赵宋光先生！

                                                   尤西林

                                             2021年10月4日

尤西林（以下简称“尤”）：小刚，你父亲赵宋光先生的《论美育的功能》一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你还记得当年的情况吗？

赵小刚（以下简称“赵”）：那是八十年代初起，我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我们学校也从涿县迁回了北京老校址。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中国已经准备改革开放，各方面很活跃，特别是思想界。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了不少，要有个发表的地方。我就办了《美学》。

赵：这是出版物？还是期刊？

李：开始他们要做成期刊，我不同意。季刊还是年刊？都不合适。后来就是不定期刊物。

赵：记得第一集组稿时，李先生跟我父亲要那篇1962年写的音乐美学的文章，我爸推脱说“找不到了”。李先生就从书柜里找出了那个油印稿。我父亲一看，只能从命，回家后改了几处，很快就发刊了。 那篇文章对音乐界的音乐美学理论影响很大，現在音乐界都在说——音乐是直接诉诸情感的。这就是《论音乐的形象性》的基本观点。

李：《美学》第一集很快就脱销了，影响很大。

赵：过了几半年多，我们一家又去李先生家做客的时候，他们已经決定由我爸写一篇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文章，我父亲说，就以“立美”为主题，李先生同意，如果写好了就在第三集上发。走的时候，李先生从柜子里拿了一沓印有中国社科院字样的稿纸给我爸，那是当时最好的稿纸，虽然都是400字，但四周有很宽的白边，方便编辑改稿，太特别了，外边买不到。

李：那篇文章我催了几次。

赵：可能是催急了，那次从您家回来后，我爸从书柜里选了一摞哲学、美学的书堆在小圆桌上，第三天就开始写稿子，我还纳闷，这些书他都看完了？

几个星期后，我们全家又去李先生家做客。父亲拿出稿子，对于前面的部分李先生满意的点头，而中间的有关教育立美的部分，他不满意，说：“这部分不行，那么多的教学内容，没有高度，这又不是教学刊物，完全不行。”

尤：那你父亲会不会不高兴？

赵：我在一旁都觉得很尴尬，李伯伯太不客气啦！我也特别注意观察我父亲的反应，好像没什么不爽，只是认真听他的意见。回家后，就埋头重写第二部分。还记得他边写边念念叨叨的说什么，写完后我们都读。的确不太一样了。又去李先生家的时候，李先生看完掩卷默言，点了点头说：这部分是全文最好的。

李：那个稿子改了多次，编辑部的人都说“看不懂啊”，不想发，我坚持必发，还要放在首篇！

赵：发刊后，我还记得李先生说：“全国能有十个人能看懂就不错！”

尤：現在能看懂的也不多啊！

赵：我現在还记得，我父亲在初稿里对人类本质结构——两层两侧的四方关系，写在十字线周围的四个格子里，遵循他创立的四方阵摆阵原则：同类竖对，对应横对。李先生不同意这种表达方式，说“四方关系怎么能是“四方阵”呢？” 可我都觉得这是挺直观的，怎么不行呢？ 我紧张地看着我父亲，他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回家后，我说：“四方阵删了太可惜了！” 我父亲说：“影响不大。”

李：删去的理由可能是：这是一篇哲学论文，具体的教学设计暂不必涉及。

赵：其实不必提“四方阵”这个词就行了。

現在我们画出这个四方关系：工具层、符码层、能动侧、外化侧，还是非常形象的：

赵：关于语言的问题，如果仔细看，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父亲是特别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因为我爷爷是牧师，语言就是用来布道的，他口才很好，对我父亲影响很深。在我父亲的教育生涯中，他也努力将语言作为传达观念、明确想法、指导行动的工具。其实，我父亲写作非常注重句法，各种句子成分都要在确定的位置上，结构要严谨，句子与要描述的对象必须对应，要说起来这不是“语义学”的特点吗？ 他认为，人们交往的关键是语言要准确，不出现歧义。所以，他的语用观点也有语义的前提。他创新了不少词：理性操作、操作完形、理性直观、能动侧、外化侧、淀积（不是积淀）、以美引真、（审美的）应答，这大概都是语义方面的。

虽然他的语言学方面重视语用，但实际效果寥寥，大家都反应他讲课不容易懂，就是语用的目的达成度不高。和李先生的讲学现场效果比起来，差得很多。当然，李先生极为重视语义，创造的词很多，行文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也广为流传，显然他自创的语义在语用上要成功得多。

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父亲在语言学上自创的两个概念：境语、态语。根据我的理解，它们是语义学的，两个概念前后连接着出现，境语引导、态语点题，比如：

     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境语          态语

这个“态语”就是语义的重点。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却始终未解其义。而那句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比兴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正是境语+态语的构成模式。

我父亲一生致力于精确其语言表达，以便读者能准确地理解他的想法。他创立的“境语-态语”也揭示了汉语文化中的独特语义现象。这些都和李先生重视语义学的立场靠在一起的。

李：在自由意志上我们也是不同的立场，他始终不同意自由意志的概念，我认为，自由意志是“人就是目的”的核心。

赵：我父亲说“自由这个概念无法界定”。要说起来，我父親也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写作是为了抒发，是自己的人生任务，不是写给大家的学习材料。我父亲的大多数文章也不是为了发表，我母亲说：“你爸写东西都是压箱底的。”由此可见，追寻内心呼唤而作，是他的人生指南。这也跟李先生一样。

关于自由意志，我跟父亲说：“你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的办法，都是培养学生的自由意志。”

1.上课不宣布纪律，也不用纪律约束、训斥学生，学生可以看小人书、可以发呆、可以想入非非；

2.用提问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却不因为答不上来而训斥，相反会再把问题重复一遍，尽力启发他思考；

3.如果孩子们出现肆无忌惮的闹场，他也会发火，但不会抓出闹事者，一旦他发脾气，所有学生立刻安静，十秒钟后就转回教学，这时学生也知道自己的确过分，所以接下去会很认真听课，这些我都现场见过；

4.也布置作业，但不是必须做的，并不拿作业说事。

5.考试后，不会公布分数，而是详细讲解试卷。考试成绩不记入学籍档案（另一个老师授课的统编教材的考试成绩入档）。

我父亲听了我的这些分析后承认，自己的内心深处尊重“自由意志”的。

李：小刚，你的总结立了大功！

另一个大分岐(可能至今仍如此) 是，我不同意他的自然本体论，

赵：看了《斧下留根》一文，我们当时都认为，自然本体论是必然，也必须有的，否则物质世界怎么解释呢？  近来的宇宙学研究发现，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与我们所处的维度有关，我们的四维时空有本体世界，但可能无法认识高维度的时空。所以，也就符合康德的观点——物自体不可知。

李：在伦理学上，他似是功利主义，我是康德主义。

赵：我父亲也承认这个不同，他认为，既然工具的使用和更新是一切的基础，那末，一切问题、一切的不公的解决 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解决，也就是通过创造新的利益调节的方式和新增创利方式来解决。

我父亲的这个逻辑的确是对的。

李：这种功利性思路在许多情况下是人类无法回避的—— 老人院着大火，去救火会牺牲。怎么办？救不救？必须救人！这是基于人的社会基本准则的必然行为，所以叫做“道德律令”。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此嘛！

赵：我印象里，李先生曾多次希望与我父亲讨论这个伦理学问题。而我父亲总是回避。

李：我是康德主义，也是我后来全面转向伦理学研究的根本原因。

赵：看来这是他们二位分道自立的三岔口了。李先生后来提出“情本体”，我父亲则认为只有一个本体——工具本体，他还是“一元论”者。不过，我后来也跟我父亲说，人类不同种族的文化问题好像不能用物质生产的更新方式抹去，同样的机器设备在不同民族手里，组成的生产方式都不一样。我父亲后来也同意了。去年，他还在那个四方关系的“中介结构”外围写了社群的文化、传统风俗、信仰对中介结构的制约性。也说明，他在“情本体”上态度的变化。

我认为，情本体与工具本体并存，相互左右，也相互促进。人类社群的历史好像并不存在一个先有工具本体的纯逻辑形态，连动物集群中都有些规矩在约束牠们，这不就是“情本体”的原始形态吗？ 如果工具本体发展有过渡期的“三阶段”（详见《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那末，情本体发展是不是也有阶段性？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我父亲内心有严格遵循的生命法则，这来自他的基督教家庭。我爷爷家的规矩很严，而且都贯穿了我们父辈们的一生：不打牌、不下棋、不看小说、不说粗话、不开玩笑（甚至不听相声）。他认为，着迷于不确定性的博弈，是非理性的，只有负面价值，而市井气也不是正气。八十岁前除了新闻联播极少看电视剧，看书一定是端坐，从来不会躺着看书，写完稿子一定要工整地誊抄，吃饭一定要不剩一粒米，吃饭时候也不讲话，总之，很理性的生活和研究的习惯。他说过，一个人的习惯很重要，好习惯会让人受益终生，这是从爷爷奶奶那里传下来的。他并不与别人争辩学术问题，如果有分歧他一定选择倾听，或沉默（与李先生争论是唯一的例外），对别人来要求帮忙，也不会拒绝，总是很耐心的尽力相助。对我们兄弟也从极少发脾气，几十年来我只记得有三次，每次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觉得很重了。我父母没有吵架过。在学术文章中，他也是很婉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去触碰争议的“敏感词”。所以，他的文章会让人觉得不好懂。在19八十年代他开始在音乐学院讲课后，因为与主流观点有不同，就引起了同事的愤怒，最后我父亲选择了离开，服从组织部的调动，去广州了。

所以，我父亲的内心还是康德主义，各种道德律令都要严格持守，反而功利主义好像是他的理论思考，并不是生活法则，也没有指导我们晚辈要照此执行。

他并不和别人争论，却会和李先生发生很激烈的争论，我曾问他，为什么总是和李伯伯争论？他回答说“那是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