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丰子恺创作的佛理与禅趣 

姬学友

    摘要：本文从丰子恺和佛教文化的密切联系这一角度，阐述了丰子恺佛教信仰的特殊性和创作（散文、漫画）的佛理与禅趣，即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佛理，并把佛理生活化。                    

    关键词：丰子恺 佛理 禅趣 护心

    作为有深湛艺术修养和独特创作风格的散文家，丰子恺创作（散文和漫画）不仅与中国古典诗文传统有很深渊源关系，而且与中国式的佛教－－禅宗也有着密切的精神契合。离开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这一重要方面，是很难如实地反映出他的创作风貌的。因为，终生崇拜弘一法师并执弟子礼做了在家居士，为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缘缘堂”，为弘扬佛法作《护生画集》，这些明显带有佛教文化色彩的行为方式本身已表明，体现他人生哲学、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显露出佛家思想的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来，其基本精神尤其是中国式的佛教——老庄、玄学色彩浓厚的禅宗，就与具有较高思辨能力和深湛艺术修养的中国历代文人有着天然联系，佛家思想影响了文人士夫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陶潜诗文，王维诗画，白诗，苏轼诗文书画，公安三袁诗文，都含有佛理禅趣。禅宗重视的是现世的内心解脱，尤其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从大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以实现“安静闲恬，虚融淡泊”的“清静心”和“平常心”的自然流露。因而，“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1）文艺创作，就成了文人们实现这种精神解脱和生活情趣的有效途径与方式；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士风和文风，明显得益于此。现代作家对晚明文学非常推重，相当一部分作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丰子恺自然也不例外。

    丰子恺从小有一种穷究人生根本的习性，万事由“缘”的思维方式，依赖长者的心理倾向，这些内在的“因”，与师事精神上的导师李叔同这一外在的“缘”，二者的“因”、“ 缘”和合，使丰子恺接受佛教思想成为必然。可以说，丰子恺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是通过个人的体悟和李叔同的全部行为感受到的，带有明显的感性化、情感化色彩，主要不是钻研佛理、潜心研究的结果。这一接受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丰子恺对佛教的接受不同于乃师，而取一种在家居士的接受方式，即 “在尘世里圆就那佛家的梦”，把“宗教文化自我行为化，通过自己的特殊生活方式使理想及信仰变为一种生活过程。”（2）这一点，与中国历代文人具体说是陶潜、白居易、苏轼和晚明文人有相似之处，类似禅宗。不同处是保留了早期佛教的偶像崇拜内涵。正是这种偶像崇拜使得丰子恺的佛教信仰呈情感化、理想化、人格化与生活化特征。换句话说，丰子恺是以自己真诚的情感体验和独特的理解直指佛的根本，用“心”与佛对话，用“行”去实践推广佛的精神，即用佛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道德情感去改造自己的为生之道，培养一种宗教情感和生活态度。体现在创作中，最明显也最有价值的特征是，丰子恺非常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佛理，并把佛理生活化。

    在丰子恺的作品中，与佛教教义有关的术语很少，但他很善于在平淡无奇、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暗合于佛理的人生百相，常通过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一次见闻将所要表达的佛理（指其创作中流露出的佛家哲理和其他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性思考。如无常、剪网、有情、护心、寻找大人格等）讲述出来。有时作者也不直接讲述出来，但文中蕴含只须读者稍加体会，便可得出结论。作者所要表达的佛理一方面是自我对人生百相、琐屑小事的顿悟所致，另一方面要靠读者的顿悟才能卒章显志。这样，不仅使读者领会了佛家哲理，也把读者引入了佛家的感受方式中去，体会到“一超直入如来地”之愉悦。

    例如《剪网》一篇，以“大娘舅白相了大世界回来”说的一句话“白相真开心，但是一想起铜钱就不开心”为引子，触发了作者感同身受的一番议论：“原来‘价钱’的一种东西，容易使人限制又减少事物的意义，”“‘价钱’就是使事物与钱发生关系。可知世间其他一切的‘关系’都是足以妨碍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的真意义的。”紧接着作者顿悟道，人们之所以“永远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是因为“这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事物，都被牢牢结在这网中。”这“网”就是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交易、隔膜、世故等，它妨碍人自由自在、“开心而赞美”的生活，所以要“剪网”，去掉诸种束缚和限制，还原一个无烦无恼无忧愁的本真世界，达到“一切众生皆平等”的理想之境。他认为“艺术，宗教，就是我想找求来剪破这一‘世网’的剪刀罢”。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他说：“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实生活中，也应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也就是说，只有冲破世俗迷雾，才能得见清空、澄明的世界。在《东京某晚的事》一文中，作者又通过一次见闻而表达了他的美好人生理想：“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庭，互相爱，互相帮，共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人都变成了家人。”这里，丰子恺为读者也为自己描绘了一个远避尘世、幸福安乐、相通相爱的和谐佛家胜境。这一佛家胜境，在丰子恺看来就是剪破了世网之后的儿童世界和“明心国”，是一种幻化、象征、补充性的桃花源式的理想。

    丰子恺幻想一直生活在自己所营造的明净的“佛界”中，但他时常看到的却是世事无常，因而佛家的“诸行无常”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反映。如《无常之恸》阐发了佛教“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的思想，流露出因人世和自然界种种衰荣兴废所产生的惆怅和伤感。《梦耶真耶》表达了人生究竟是梦、世界全然幻想的色空观念：“同是虚幻，何必细论其切实与荒唐，合情理与不合情理，快适与不快适？总之，我中年以来对于真和梦，不辩孰真孰假，因而不知我生梦耶真耶。我不能忘记《齐物论》中的话：‘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陋巷》写丰子恺在对无常的悲愤和疑惑的时候，经马一浮点拨，明白了“无常”即是常的道理，顿觉清凉无限，以此告诉读者，不间断地去寻找保持心灵安慰、能指点迷津的“大人格”与“大人生”和“大帐薄”，就可以戒除忘念，破除我执，解除悲哀和疑惑。他非常推崇这种“大人格”与“大人生”。在《渐》中，他以浅显的故事，说明“渐”的魔力，然后说：“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他崇拜的这种大人格，就是佛家人格，就是象李叔同那样“十分象人的人”。

    除了上述篇什外，作者的一些看似写琐屑小事的作品如《蜜蜂》、《蟹》、《白象》、《蝌蚪》、《放生》、《梧桐树》等，也是借以表达其护生思想和自然天趣的载体。如《蝌蚪》一文，作者感到把蝌蚪这样的玲珑活泼的小动物囚禁于洋瓷盆里面，无疑于致他们于死命：“世间的凄凉、残酷和悲惨，无过于此”。因此要“救它们出来，放于青草池塘之中”。这更是佛家的恻隐之心，慈悲为情，尽形寿，不杀生的思想。丰子恺的护生思想即“护心”思想，与佛教的“即心即佛”、自净其心的封闭性、玄学性不尽相同，而呈开放、实用的特点，他既强调个体返观内心的修持，也很重视将“护心”说推及众生，体现了弘一大师“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3）的原则。他说：“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4）在《一饭之恩》等文中，他一再宣传这一观点：“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再换言之，护生是‘事’，护心是‘理’。”所以他劝世人不可拘泥于事而忘其理，不事内省而务外求。丰子恺的“护心说”受佛教心法与李贽“童心说”的启示，认为“仁爱之心”只在儿童身上，护心需从儿童开始，护心即是爱护童心，回归童心，因为“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了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是欣赏者“。（5）所以他在创作中赞美儿童，既为帮助孩子们爱护自己的童心，也呼吁有觉悟的大人爱护孩子们的童心，使之免遭义理闻见、世智尘劳的污染。护心，是丰氏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这种推已及人的爱世心肠与关注有情世间的普世观点是相辅相成、同质互见的，与他的佛教信仰的生活化、情感化特征是紧密相联的。正是这种“有情”使得丰氏的“无常”观与佛教的“无常”观拉开了距离，而表现出众生平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看来，“翠竹黄花皆佛性，白云流水是禅心”。因此，他的许多写自然相与人生相的作品，都是他的慈悲博爱的艺术心和佛家人格的写照。丰子恺将所要表达的佛理溶化于人生百相、自然景象和琐屑小事的描述中，这显然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散文寓情于景、寓理于物的写法。当然“佛理”是经过作者的发现和读者的顿悟显现出来的，这种主体的介入同传统散文的单纯“载道”不是一回事，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人生情味。

　　值得称道的是，丰子恺在发现和宣示生活中的佛理时，从不故弄虚，乱掉书袋，使这种佛理晦涩难解，令读者觉得枯燥、乏味。而是力图使清幽玄妙、宽泛无边的佛理具体化、生活化，使之富有人生情味和哲理趣味，以缩小读者对佛理的诸种神秘感和距离感。他以极平易关切的口吻，自然随便的夹叙夹议来推广、阐释自己对佛理的顿悟与思考。因此，他的佛理是带有浓郁的趣味化和生活化特质的。他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这是作者散文将佛理生活化趣味化的形象概括。他的许多创作所采取的生活本身即已成为佛理的外壳，因而读来通俗易懂，亲切有味。《山中避雨》写我有一次带两女孩游西湖山，遇雨躲进路边茶店借琴遣兴之事，文章写道：“在山中小茶店里的西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歌唱，好象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愿人们同声齐唱，愿人们温和和睦，作家的佛家胜境很容易使人受到感染，觉得它似乎就在眼前。《渐》本是表达“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的道理的，但因其夹叙夹议的笔法和直接撮举生活实例，而显得平易明晓。需要指出，丰子恺散文中体现出来的佛理生活化、平易化，决不是把佛理庸俗化，功利化。相反，他对于一些歪曲佛理、玷污佛理，利用佛理做交易、谋私利的现象非常愤慨。在《佛无灵》中，丰子恺认为：“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的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痛斥那些自私自利、有我无人、“以佛图利，靠佛吃饭”、亵渎佛法的人是“疯子”，表示“睢他们不起”，“不屑与他们为伍”。佛家思想是丰子恺心中的一块圣地，尽管佛家胜境难以实现，儿童世界瞬间即逝，丰子恺要“把自己的悬念推及到整个众生”的人生社会理想也就成为一种“心造的幻影”，他为此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虚无。但在他的创作中，从未动摇过对佛的信心和崇仰，相反，他不遗余力地弘法护法，坚信“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注释：

（1）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1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席扬：《许地山散文论》，《文学评论》1992.3.25—59.77。

（3）《护生画集》一集回向偈，第101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4）《护生画集》三集自序，第7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5）《谈自己的画》，《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一，第461页。

                                             《作家》杂志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