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源于政治目光狭隘的一个失误

       ——第九卷 第二十一篇《纵囚论》

提要：本文是对于唐太宗纵放死囚一事的评论。欧阳修认为，唐太宗此举绝非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的好事，而是沽名钓誉不近情理的败笔！欧阳修指出，治国就须严肃法治，违反常规的信手拈来，只能使法制体系受到严重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冲击。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唐太宗纵囚确有此事，欧阳修所说确有道理。但是从另一个方向考虑，唐太宗的所为也无可指责！用句老话说：此一时彼一时，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唐朝的建国之初，尚在立法的阶段，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隋的统一但立足未稳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混战。面对四百年来积累的社会沉疴，李渊既入长安就约法十二条，唐太宗在继位后，诏令房玄龄、长孙无忌更定律令，除掉了既往死刑的一大半！为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此分析，唐太宗放归的人，可能绝多或全部都是不应处死的！欧阳修没有具体分析社会状态的差别，说清唐太宗此举获取成功的必然，还责其为侥幸，所以这是一个失误！而且是源于政治目光狭隘的失误！其实，宋朝立国的初期，社会状况和汉唐极为相似，但其并未汲取文景、贞观之治的经验，使法治脱离乱世重典的轨道，以保障人民的休养生息！不足四十年，就出现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使国家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状态，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成因。

本文是对于唐太宗纵放死囚一事的评论。欧阳修认为，他此举绝非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的好事，而是沽名钓誉不近情理的败笔！唐太宗这样的做法，是抱着侥幸心理的投机。欧阳修指出，治国就须严肃法治，任何时候都应该“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唐太宗纵囚确有此事，据《旧唐书·本纪第三》的记载，在贞观六年，也即632年的“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译释成现代汉语，即“在这年的十二月辛丑日，唐太宗亲自查录囚徒案卷，放归了被判为死罪的共有二百九十人回家，命令他们在第二年秋末，再回到牢狱服刑。后来这些囚徒准时、全部回来了，于是，唐太宗下诏，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名。”在《新唐书》中的记述，与之完全相同：“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贞观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欧阳修所说确有道理，但是从另一个方向考虑，唐太宗所为也无可指责，用句老话说：此一时彼一时，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欧阳修身处宋仁宗时代，这一时期，北宋的法制体系已经是基本成型，确实应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唐太宗的这种违反常规的突如其来，只能使法制体系受到严重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冲击。但是，唐朝的建国之初，尚在立法的阶段，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隋的统一但立足未稳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混战，四百年来积累的社会沉疴，和东周列国后秦统一又经楚汉相争，西汉建国之初是惊人地相似。刘邦进关曾约法三章，李渊既入长安，也是约法为十二条，称帝以后又几次修订。唐太宗在继位后，将律法作为施政的纲领，曾诏令房玄龄、长孙无忌更定律令，除掉了既往死刑的一大半！结果是社会秩序安定，经济恢复、生产发展，为“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记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者二十九人。”从这中分析，唐太宗放归的290人，可能绝多或全部都是不应处死的！他孟浪的政治作法，其本意，就是要使原有的“法制体系，受到严重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冲击。”应该说是适宜的！

社会长久的动乱以后，法律重新修订，并在宽约方向的着力，对于政局稳定的作用，已为汉唐之初的实践证实！因为其所针对的和改变的，是乱世重典所产生的表面功效，例如商鞅苛法治秦，以及诸葛亮以严律治蜀取得的成就。应该指出，那都是在社会大乱中的必须，而统一后社会发展所需求的，是法治的正常化，以保障人民的休养生息！

在法治体系已经定型、且作用良好的社会阶段，则不能东施效颦。所以说欧阳修讲的也确有道理，但是他没有具体分析社会状态的差别，说清唐太宗此举获取成功的必然，还责其为侥幸，所以这是一个失误！而且是源于政治目光狭隘的失误！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太祖、尤其在宋太宗立国的初期，没有汲取汉唐文景、贞观之治的经验，依然延续了五代十国动乱时期的严律作法，不足四十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朝一直积贫积弱，这应该也是一个重要成因。

（原文）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诚信、仁义只能履行于君子之间，而刑罚、诛戮要实施于小人。判刑够得上死罪的，已经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在小人中最为恶劣的了。宁肯为信义而死，不愿侥幸苟且偷生，能够视死如归，这又是连君子也难以做到的。

在唐太宗贞观六年时，他审察了在押的死刑犯三百多人，纵放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让他们自已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来期望小人中最为恶劣者必须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晚到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却被小人轻易做到了。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吗？有人解释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但及至施加的恩德给予他们，也可使其转变成为君子了。因为恩德深入人心能够使人转化迅即，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但是，怎能知道放囚犯的举措，不是料定其必然回来以希冀赦免，所以才放纵他们呢？又怎能知道囚犯被放纵而去时，不是料定自己回来必然会获赦免，所以才又回来的呢？料想到其必定会回来而纵放他们，是上面的人在揣摩下面囚犯的心思；而料想自己一定会获免而回来，是囚犯窥测上面的意图。在这里我只看到上下互相猜测而成就的这个声名，哪有什么所谓“施恩德”和“知信义”的事情呢！不然的话，唐太宗“施恩德”给天下臣民，到那时已经六年了，仍不能使得小人不再犯极其恶劣的大罪，而一天的恩德，倒使其能视死如归、心存信义，这可是讲不通的悖论啊。

那么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我认为，释放后回来的，就杀掉他们不予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如再回来，则可以确认是被恩德感化的结果。但这一定是不可能出现的事。至于释放了能回来而加以赦免，只能是偶尔做一次罢了，如果多次地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被处死，这难道可以作为国家固定的法律吗？不能作为常规的法律，这难道是圣人的法律吗？所以，尧、舜、三王治理天下的典范，一定是依据人之常情，不标新立异以表示高明，也不违背情理来求取声誉。

欧阳修为唐太宗设计了一个万全之策，却又马上自己否定了。实质上，他并未深刻分析初唐社会、法制的实际，当然不能理解这一做法的示范意义。所以他的论述虽然有理，但确实是失误！而且是源于政治目光狭隘的失误！

名句与成语：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罪大恶极。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