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的经济研究者应该在中国的“金融压抑”体制背景下思考股市的定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怎么可能寄望银行完成将金融资源导向轻资产部门（服务业和科技型公司）呢?银行天生是抵押文化，更何况在中国抵押品都跟权力紧密结合。改革者曾想用放松银行管制和利率市场化来改变这一状况，但由于财政和国企改革没有配套跟进，最后是以影子银行的泛滥而告败。相反，最近两年，一些轻资产部门通过证券市场的资本定价（包括上市、定增外延式并购等证券化活动），以市值作为质押从官有金融体系获得了比以往显著多的信用，成为体制夹缝中资源配置转型的一种范式。这中间产生了一些股票高估值的问题，但这也可能是艰难突破旧体制所付出的一种代价。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效率的产生会做实高估值的泡沫，这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应该害怕。经济中最可怕的泡沫是资源错配机制顽强到不可逆，而且深不见底（无底洞）。大家应该明白我讲的是什么。这样的泡沫一旦破裂了，那就是危机，那就是坠入中等收入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