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家富同学发来消息，说苏其辉先生逝世了。然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都一下子恍若回校，在那幢旧大楼里，面对那个四十余岁、常穿白衬衣、灰夹克的苏其辉老师仍然的音容。

我们在云大的时候，地科系两个方向，天气动力学、地球物理学，源于地球及其岩石圈、水圈、大气圈运动的复杂，系里给我们开的课，数学、物理往死里虐待学生。几乎与数学系、物理系拼着比基础。段燕飞先生用“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虐待我们的时候，有同学指着秀秀气气、白白净净的苏其辉老师说：“看到没，固体潮的苏老师，段老师的爱人！”。

那个时候，云大约定俗成的称呼，副教授、教授称先生，杨朝梁先生是系主任，一九四六年云南大学的老地质副研究员，大家都称他杨先生而不是杨主任。以致于有一次㚈请一研究员来讲课，他称谢应齐老师为先生，谢先生当时还是讲师，因此马上红了脸。

讲师、助教称老师，这个传统不知母校是否还保持？到了今天，我仍然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先生们，那时还保留和传承非常纯粹的学问精神，上课不用念教材，随性开言，款款而谈，轻言细语之间，几十页、上百页书里的内容介绍完毕，丢下几个问题，附带一句话“各人下去把书读厚了”；然后，下午、晚上我们就只好泡图书馆和教室了。

苏老师、段老师夫妇，那时算比较年轻的讲师。他们之前的几届，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毕业的，即使是老研究生如吕梓岭老师，即使是老工程师如李家银老师，都还是讲师。当时的云南大学，不但是正房“教授”不可以轻易许人，“副教授”这种偏房亦不可轻易许人。所谓先生，方国瑜、杨桂宫、杨光俊、顾建忠、姜汉侨、杨朝梁、张源等等，他们住别墅、高工资，基本还是“民国”或刚立国那两年的人事遗产。破格晋升的也有，数学系王学仁先生，副教授，数学地质方面有开创性工作，但太稀少了。文革中断了十年，学问停止了，职称亦停止。

段燕飞老师讲热力学，测不准、熵增、死寂这样的概念让我们新奇，这是一门因于微观的“测不准”而选择“数理统计”宏观表达的科学，因此是从分子热运动的波尔茨曼描述方程讲起的。苏其辉老师讲固体潮，是说地球固体的部分（岩石圈）也会因为月球、太阳的引潮力而产生周期性形变（潮汐），这与海洋潮汐原因一致。固体潮的尺寸，垂直形变可以达到30到40厘米，因此导致如大地测量等关于海拔、卫星定位方面的数据需要依时修正，地球表面的“动荡不定”甚至影响到卫星轨道的“摄动”，监测系统也要考虑数据修正；对于普通人，你就坐在自家客厅里想像一下自己的房子每年都作跳高运动。后来，我从学报上见过他们夫妇的一些共同工作，对固体潮观测数据进行了“假设检验”、滤波平滑处理、地震信息提取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地震研究基础工作。

文革结束以后，先生一辈垂垂暮年，记得杨朝梁先生开地球化学的讲座，老先生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他那个研究生赵建中老师，都四十几岁了，拖儿带女在系里读研，与苏其辉老师一般大。苏老师、段老师他们这一代，被民族赋予了“学问传承”的史命。两条路线，一条跟老先生们当学生然后教我们，一条当访问学者从国外引进方法。苏老师、段老师夫妇走的第一条路，在老先生们的基础上研究并教学，课都讲得非常好，辛勤而细致，板书也特别多，作业批改也特别勤。

尽管因为生活、工作的复杂性，我及我的同学们，未必都接着先生们的学问往下做，但我们内心，真的忘不了读大学时那几年纯粹的学问生活，深深的感谢民国留下的最后先生们以及他们的学生、我的老师们。

今天，讲重力固体潮的苏其辉老师走了。学了固体潮，多少同学的青春年华花在深山老林中守着台站沉默不语的重力仪，与寂寥为伴，听秋声作赋，再回城市人生已然“零点飘移”，需要修正。此刻，让我们躬身问候：苏先生，走好。
音容长仰，伏维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