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于幼军辞官从教，研究仇官、仇富社会现象时，他是否想过，这是文化的报应。

一个宣称要实现平均财富的社会，视财富与知识为恶的社会，连续不断的几十年国民教育，都是地主、资本家如何剥夺了工人农民的劳动。如今地主没有了，资本家不少，社会上没养老、养医保的那些屁民，他们如何认可目前的社会。公务员，过去叫人民公仆，勤务员，现在叫当官的，自称官员，要与民作主。其实老百姓内心哪里容得下你单方面跟他们作主，连扶贫款、善款分不均都暴跳如雷。当贪官个人豪宅若干套、上百套，子女入美流欧时，这个社会的官员面相，就整体与官方宣传样本异化了。分过地主与资本家的财富，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就这样一个平均主义深入骨髓的社会，却拥有0.5以上的财富分配基尼系数。

生活在中国当下的富人、穷人、官员，全都焦虑了。安全感，失落感，贪婪与迷茫，可以用来描绘当下的社会思想实际。这是六、七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平均主义文化宣传的报应。富人等待财富在政治法律上的认可与保护，穷人盼望哪天先富帮后富，全民一起富。在等待中集体焦虑。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享受了别人的“浮财”与小老婆，破坏了通过劳动或经营获得财富的道德底线，大众文化土匪化。造假、掺毒、污染、贩毒、卖淫、嫖娼、贪污、骗钱、传销，视诚实守信经营为愚，如何快速致富才是英雄，老实说，一切的根，都是几十年前就埋下了的。

中国人，吃三聚睛胺、吃有毒食品、喝污染的水、吸有霾的空气、用无效有害的疫苗，全都是报应。因为我们的财富道德底线，革命性地破坏了，而且一直没有重建，一直继续破坏。

报应，报应不爽。不是文化革命，而是文化革了民族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