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办理的一起凶杀案。那时，我是县公安局刑警队代理队长，一天半夜，家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县城北30公里一个小村发生凶杀案，我们连夜驱车赶赴发案现场。

       中心现场位于被害人家的小院内，正北是一排四间住人的房屋，西侧由北向南依次是小房和羊圈，南边是菜地。被害人裸体倒在羊圈门前的血泊中，作案人G（在此隐去其姓名，称其为G）也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被反捆着躺在菜地中抽搐。

　　我们办案人员立即行动，分三组，一组现场勘查，一组调查取证，我和法医将G紧急送到附近国营牧场的医院抢救。

　　在医院，我在G的手术单上签字。为防止意外，征得医生同意，我和法医破例进入手术室。G一只手被拷在手术床上，医生为他止血、清理缝合伤口，我站在他头部位置，断断续续地讯问他作案经过。

       基本案情是：G深夜潜入被害人家盗窃羊只，惊动了主人。主人操起菜刀，赤身裸体冲到羊圈，G被堵在羊圈里，两人博斗起来，G用自带的杀羊刀在被害人身上连捅数刀，其中一刀剌破被害人颈部大动脉，失血过多死亡；G也被砍伤头部，被随后赶来的群众抓获。

       案件并不复杂，很快告破，移送预审。G被羁押在看守所，因是重刑犯，被戴上了脚镣。

       G50岁左右，老伴已去世，他没有亲生儿女，足下一双儿女是从小抱养的。儿子始终没到监狱探过监，只有女儿还想着他，给他送过几次食物，还为他做了一身新衣服。

　　G一审、二审被判处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下达了对G执行死刑的命令。执行死刑的命令在执行前一天到达，公安部门按照内紧外松的原则，加强了警戒。按惯例，看守所要给G改善伙食，一般这时死刑犯还不知道已经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给死刑犯改善伙食就变成了给全体在押人员改善伙食。

　　这是G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6点，看守所长通知G：“今天上路，换一下衣服吧。”G被两名看守民警押到值班室，坐在地上，向后斜仰着，民警将脚镣上的铆钉砸开，缷下脚镣，G换上女儿送来的新衣服，随后又换上新脚镣。然后吃早餐，两个馒头、一碗稀粥、一碟咸菜，G机械地咀嚼着，久久不能咽下。

       8点，中级法院法官和检察分院检察官来到看守所。G从看守所大墙内押出来，一出门他看到我，对我说：“是你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谢谢了。”这一情节，他还记着，我向他点点头。

       G被押到办公室，中院的法官向他宣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让他在命令回执上签字，G脸色苍白，太阳穴上青筋微微跳动，他拿起笔哆哆嗦嗦地签下自己的姓名，这最后一次表示认罪服法。法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G答：“没有。”法官又问：“有无信札、物品需要转交？”G答：“没有。”法官再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G想了想说：“我想喝口酒，抽支烟。”法官停顿了一下，回头和在场的检察官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喝酒不行，给他支烟抽吧。”现场一位民警拿出一支烟，点着后递给G，G接过烟，深深吸了一口，对站在一旁的我说：“我儿子在汽车站一带开饭馆，转告他：活着要正直，不要被人看不起。”我听出，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即将上路的父亲对儿子的思念和希望，也包含着怨恨。

       G抽完烟说：“走吧。”两个法警将G五花大绑，插上一块木头招牌，上面黑字写着：杀人犯XXX，姓名上打着红叉。两个裤腿也用细绳扎紧，这是防备大小便失禁。G被押上警车，拉到公判大会会场。

　　公判大会后，G站在一辆卡车上，被押赴刑场。前面警车开路，警笛呼啸，车队驶向刑场。

       刑场在一个废弃的沙坑，G下车后被两名法警架着走到沙坑中，面向坑壁跪下，分院检察官最后一次问G：“还有什么要说的吗？”G回答：“没有。”法官拿着照相机站在G前面拍照，执行后还要拍照一次。行刑的法警戴着大口罩，提着自动步枪站在G后，端起枪，枪口刺刀距G的后脑勺只有一寸，指挥的法官举起小旗向下一挥，随着枪声，G向前倒下，鲜血和脑浆喷溅在地上……

　　离开刑场，我到了汽车站，在附近查找G的儿子，很遗憾，G的儿子退了承包的饭馆，去向不明。我把G的话转告给车站派出所所长，请他一旦碰到G的儿子，把这些话告诉他。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因而是最严厉、最残酷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黜了死刑。我国的传统思想是“借债还钱，杀人偿命”，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完全废黜死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我国终将会废黜死刑，这一天不会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