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小学历史课的时候，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是商、周之交，商朝是奴隶社会，周朝是封建社会，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这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点亮希望，祭奠生命中的划分。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2.以李亚农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3.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4.。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不一而足。

       范文澜把生产关系的变更和发展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分期的标准。理由是：1.殷时，用人做殉葬品和祭品；周时，用人殉葬只是个别情况，祭品不用人。2.西周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从天子至采邑主、大小土地所有者向农奴和自由农民征收地租，他们之间存在着封建的生产关系。3.西周时，农夫带着妻子去耕种公田，吃自己的饭，用自己的工具。这种状况符合封建制度下农奴的特征。4.西周的宗法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范文澜观点得到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可，被写进教科书。

       1966年5月16日，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2年，郭沫若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当时我正在部队当兵，有兴趣阅读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定为春秋战国之交，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是奴隶社会，战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是封建社会，因当时划分春秋、战国年代互相交叉，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是公元前475年左右。

       郭沫若把地主阶级的有无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标准。其论据是：1.春秋时出现的铁器提高了生产力，破坏了旧有的生产关系。2.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表明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此前的中国社会既然无所谓地主阶级，也就不可能是封建社会。3.春秋、战国之交，以革命和变法两种形式在“七雄”国内推行的新政，具有同一倾向。4.春秋时，各国的执政者和公族、世卿大都维持着氏族的血统关系，到战国，这种血统关系被破坏。

       郭沫若从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找到了不少以奴隶和土田为赏赐品的记载，而且还找到了西周中叶刻在《曶鼎铭》铭文中的奴隶价格：五名奴隶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他还认为，“井田制”土地是给予作为奴隶主的诸侯和百官的，而在土地上耕作的“庶人”就是奴隶。以此证明西周是奴隶社会。而鲁国“初税亩”表明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写到：

      “最早我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时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即在公元前770年左右。继后我把这种看法改变了，我改定在秦、汉之际，即公元前206年左右。一直到1952年初，我写了《奴隶制时代》那篇文章，才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

      “我为什么能够作出这第三次的改变呢？那是毛主席的著作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开动了自己的脑筋，也使我怀着信心去打开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关键。

       “毛主席早就明白地说过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史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这儿的‘周秦’是一个词，就是指周秦之际，犹如我们把战国时代争鸣的败家称为‘周秦诸子’一样。‘周秦’二字不能分开来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换一句话说，便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

       郭沫若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本人又精通甲骨文，是中国最权威的考古学家；而范文澜也于1969年7月29日去世。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一锤定音，定为春秋与战国之交，并改写了教科书。很多年，再也不见异议。

       但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把领袖语录当作学术研究的论据，确实有点牵强附会。“文革”结束后，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光贤，积数十年的研究写成《周代社会辨析》一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阐述了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被称为：辨有特色，析有新意。

       中国，一个泱泱大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这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