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至1966年春间，寅恪先生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谓：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但又云：“九重新扫旧巢痕。”夫九重之旧巢亦梦也。旧巢之旧痕既可扫，则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岂可不记耶？

   然则梦痕不仅可记，其中复有可惜者存焉。复次，寅恪童时读庾信《哀江南赋》序云：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

   深有感於其言。后稍长偶读宋贤《涑水记闻》及《老学庵笔记》二书，遂欲取为楷模，从事著述。今既届暮齿，若不於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并附载文艺琐事，以供谈助，庶几不贤者识小之义。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

   其所以取君实之书，以为楷模者，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壹肆零《涑水记闻》条云：宋司马光撰。是编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太祖，迄于神宗。每条皆注其述说之人，故曰记闻。或如张詠请斩丁谓之类，偶忘名姓者，则注曰，不记所传。明其他皆有证验也。

   此文所记，皆有证验，窃比于温公是书也。

   其所以取务观之书，以为楷模者，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壹壹《老学庵笔记》条云：陆游务观撰，生识前辈，年登耄期，所记见闻殊可观也。

   与寅恪之家世及草此文之时日，颇亦相合。故不揣浅陋，藉作楷模也。

   然而，寅恪先生“最后之作，大都在混乱中佚失，...... 晚年心血所寄，仅存残稿如许，不其痛欤！”（蒋天枢语）

   寅恪先生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前二十年，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论及陆游“以元佑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书，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佑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也已。 

   陆游《家世旧闻》成书于淳熙（1174年-1189年）之前，世不易见，惟赖佳抄以存之。此书经诸藏书家传抄，几欲开雕而未果，延至1993年12月，才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寅恪先生在世时恐未及见。

   放翁乃诗人兼史家，著述严谨，言必有征，与杂抄漫录者不同。《家世旧闻》两卷，记述高祖陆轸、曾祖陆珪、祖父陆佃、叔祖陆傅、父亲陆宰及外家唐氏之轶闻旧事。陆家前辈敭历中外，勤劳王事，熟悉朝廷掌故，因此，《家世旧闻》涉及宋朝（真宗至高宗时期）政治、经济、交聘、典章制度、道德规范、学术、文学等，极具史料价值。

《家世旧闻》上下卷摘录数则

   太傅（讳轸，字齊卿，陆游高祖）出入朝廷数十年，然官不过吏部郎中，太尉（讳珪，字廉叔，陆游曾祖）兄弟行有官者十余人。惟十七伯曾祖，仕至远郡守，余不过县令而已。亦有为县数任者。盖前辈安于小官如此。太尉与孙威敏、庞庄敏皆亲故。自二公贵，有书则答之，不先通书也。间至京师，必俟调官毕，始一见而归。二公遣子弟追饯，或已不及。与欧阳文忠公亦联姻。尝过扬州，文忠适为守。入境，关吏以告，文忠喜谓诸子曰：“陆长官来矣，汝前母早死，吾见杨家诸亲，未尝不加厚也。”已而，公亦不求见而去。

   太傅性质直，虽在上前，不少改越音。为馆职时，尝因奏事，极言治乱，举笏指御榻，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明日，仁祖以其语告大臣，曰陆某淳直如此。

   楚公（讳佃，字农师，陆游祖）仕宦四十年，意无屋庐。元祐中，以忧归，寓妙明僧舍而已。晚得地卧龙山下，欲筑一区，竟亦不果。山麓有微泉，引作一小池，名之曰“三汲泉”，今岁久，遂不知其处矣。

   王禹玉作《上永裕陵名表》，云：“垂精七闰之余。”表犹未出，楚公与众从官见韩玉汝（韩缜）。玉汝曰：“今日左揆上陵名表，用‘七闰’字何所出？”坐客莫能对。玉汝乃特以问公，公不得已，徐曰：“‘五岁再闰。’注似云十九年七闰为一章。”闻者骇服。是时禹玉已病矣，犹如是之工。楚公于应对间，逡巡退让，不肯以所长盖众，此吾家法也。

   楚公言：神祖语皆成文。公在后省日，尝因进呈修敕，日旰犹反覆考阅未已。时上疾初平，公乃请俟他日。帝整容，曰：“非喜劳恶佚也，盖享天下之奉，思以此勤报之。”当时语实如此，无一字润色。

   东坡先生守钱塘，六叔祖祠部公（讳傅，字岩老）为转运司属官，颇不合。绍圣中，章子厚作相，力荐以为可任谏官、御史。遂召对。哲庙语讫。公至殿上，立未定，上即疾言，曰：“苏轼！”公度章相必为上为钱塘不合事，乃对曰：“臣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日，轼知杭州，葺公廨及筑堤西湖，工役甚大，臣谓其费财动众，以营不急，劝止。轼遂怒，语郡官曰：‘比举一二事，与诸监司议，皆以为然，而小匃辄呶呶不已！’‘小匃’盖指臣也。然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徒者颇众。臣所争亦未得为尽是。”上默然。章相闻之，亦不悦。以故仕卒不进。

   楚公为太学直讲累年。既去，而太学狱起，学官多坐废。元丰中侍经筵，神宗从容曰：“卿在太学久，经行为士人所服，卿去后，学官乃狼藉如此。”公曰：“学官与诸生，乃师弟子。今坐以受所监临赃，四方实不以为允。龚原、王沇之等，皆知名士，以受乡人纸百番、笔十管，斥废可惜，愿陛下终哀怜之。且臣为直讲时，有亲故来，亦不免与通问，使未去职，亦岂能独免。昔苏舜钦监进奏院，以卖故纸钱置酒召客，坐自盗赃除名。当时言者固以为真犯赃矣，今孰不称其屈，臣恐后人视原、沇之等，亦如今之视舜钦也。”虽不见听，然上由是益知公长者。

   司马温公初秉政，一日，谓从官曰：“比年法令滋彰太甚，如三省法，乃至数百策，又多繁词，不切于用。如其间一条云‘诸称省者，谓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岂不可笑邪？”时诸人多与修书者，皆唯唯。楚公独起，对曰：“三省法所以多，缘并格式在其间。又所谓三百册，乃进本大者，而进表及元降旨挥、目录之类，自古却不少，若作中字，则不过五六十册，比旧日中书条例，所减乃过半，非滋彰也。至如‘诸称省谓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者，盖为内侍省亦称省，若不明立此条，虑后世阖寺盛，或敢妄自张大故也。”温公改容，曰：“甚善。”至崇宁后，群阉用事，遂改都知为知内侍省事、同知内侍省事，押班为签书内侍省事，以僭视枢府，则楚公所论，可谓先见远虑矣。

   黄安时自言：少时见楚公，以所著《春秋论》为贽，其间有论董仲舒不合圣人处。楚公从容答曰：“仲舒读此书，三年不窥园，乘马不知牝牡，吾子曾如此下工夫乎？”安时言：“自闻此语，终身不敢轻立议论。”

   楚公尤爱《毛诗》，注字皆能暗诵，见门生或轻注疏，叹曰：“吾治平中至金陵，见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有《诗正义》一部，在案上，揭处悉已漫坏穿穴，盖繙阅频所致。介甫观书，一过目尽能，然犹如此。”

   先君言：玉玺，旧有六而已，其文曰“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虽各有所施，其宝皆藏而不用。凡诏书，别铸“书诏之宝”，而内降手札及与契丹国书，用“御前之宝”而已。至绍圣末，得秦玺，青玉也，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故改元元符。崇宁中，又获一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亿，永无极”，莫知何代物。然此二玺及祖宗时六玺，皆朴质，亦不甚大。蔡京乃请别求玺材，即用旧文重书刻之，谓八宝，皆美玉大璞，绝胜旧宝。然篆文皆以意造，为虫、鱼、乌、兽、龙、蛇之形，笔意华藻柔弱，无复古法矣。又得玉璞绝大者於于阗，色如凝脂，玉工皆谓目所未睹，乃琢以为玺，径九寸，细为九龙，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谓之定命宝，冠八宝之上，总称九宝。定命者，时方兴神霄之事，言神霄帝君赐上定命，故以名宝。置符宝郎，又以内臣为内符宝郎，缄启沐浴，皆以内符宝郎司之，所谓符宝郎者，莫得与也。

   先君言：宣德门本汴州鼓角门，至梁建都，谓之建国门。历五代，制度极庳陋，至祖宗时，始增大之，然亦不过三门而已。蔡京本无学术，辄曰：“天子五门，今三门，非古也。”天子五门，谓皋、库、雉、应、路，盖以重数，非横列五门。京徐亦知其误，而役已大兴，未知所出。其客或谓之曰：“李华赋云：‘复道双回，凤门五开。’是唐亦为五门。’京大喜，因得以藉口，穷极土木之工，改门名曰太极楼。或谓太极非美名，乃复曰宣德门，而改宣德郎为宣教郎。门成，王履道草诏，曰：“阁道穹窿，两观骞翔于霄汉；阙庭神丽，十扉开辟于阴阳。”十扉，谓五门也。昔三门，惟乘舆自中门出入，若赐臣下旌节，则亦启中门而出，盖异礼也。至是，中门之左右二门，亦常扃鐍。赐文臣旌节，则启左而出；赐武臣旌节，则启右而出。门虽极精丽，然气象乃更不及昔之宏壮也。

   彦猷侍读，质肃公无服兄弟。吴越之末，唐氏有名渭者，从其王归朝，得为王官，出领归州刺史，遂居荆渚，质肃公之祖也。名涣者，留居钱塘，侍读之祖也。侍读平生酷好砚，甚爱红丝石，以为备砚之美，非端、歙可比。红丝者，侍读初得之青州山穴中，红黄相间，纹如缠丝，以分布满砚为尤贵。亦有如山峰、林木、花卉之状者，莹润而有铓，故宜墨而不损笔。石中往往自出膏液，与墨相和，落纸如纯漆，天下石无此奇也。每一作墨，旬日不乾。匣必用银，若用漆匣，则气液蒸润，未几辄败。然侍读言，自得石，才琢二十余砚，而山穴为崩崖所窒，遂不可复取。今世所有，皆山外顽石，徒窃其名耳。后人诋红丝砚，至以为但堪研朱及作投盆，盖徒见顽石窃名者，不足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