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偶录-- 读《元白诗笺证稿》笔记（1）

《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寅恪先生认为：其意未能详知，然所涉种族及文化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为胡种。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悉化戎墟”，即在盛唐之玄宗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胡族如高丽、东突厥、回纥、奚、契丹之类移居河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瞿蜕园先生博通经史，对两唐书，通鉴以及历代职官深有研究，著《铢庵文存》，内收“读《日本之再认识》”，论及胡汉：“唐朝是民族大混合时代，而所谓中国人者，自帝室皇亲以至公卿大夫学士，下至兵卒，又无不羼有汉末以来各胡种的血液。所有风俗习惯都是混同的，甚至语言文字，早都带有变化的色彩。”

其注释云：“元稹、白居易的诗，号称‘元轻白俗’。元稹是拓跋氏之后裔，白居易也是九姓胡之一，魏齐以来，占籍太原。因为种族的关系，所以诗格也略与汉人不同。不信，再看元结也是如此。次山诗向来不与乐天相提并论，然而，据我看，都是朴素一路，不甚用词藻及典故来堆砌。尤其次山诗还带一点生硬，令人联想到耶律楚材的诗，好像外国人作汉诗，总免不了有些牵强。然则元白一路的诗，的确是带有外国味的。结果外国味的东西毕竟受人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自然不雕饰，容易为大众了解，所谓老妪都解也。凡文学之成为普遍性的文学，皆由于此。”

据两唐书列传，元稹十代祖乃鲜卑族拓跋氏后魏昭成皇帝，六代祖岩，为隋兵部尚书；而白居易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

寅恪先生考释元白世系，认为：“吾国中古之时，西域胡人来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论之价值。若世代甚远久，已同化至无何纤微迹象可寻者，则止就其仅余之标帜即胡姓一事，详悉考辨，恐未必有何发见，而依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之事例言之，(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则此类问题亦可不辨。故谓元微之出于鲜卑，白乐天出于西域，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后来乐天之成为牛党而见恶于李赞皇，其历史之背景由来远矣。” （《《元白诗笺证稿》》）

寅恪先生治唐史，强调种族与文化乃关键之所在，尤以文化为重：“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兹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鉴于此，今之读元白诗，而不读唐史，不从文化角度考量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

两唐书列传载：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元才子。

据元稹自叙：“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句千余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寅恪先生总结其为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此类实亦包括微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而往往流闻禁中。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与元稹书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足见其歌诗流传之广。

“元白此类诗之广播流行，风靡当日又可知矣。斯即李戡斥为“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于人间，书于屏壁，子父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者。（樊川集玖李戡墓志铭）而叶石林于避暑録话三驳之云：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既谓淫言媟语耶？”

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

寅恪先生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及元白诗歌之异化，例如，《琵琶引》：“乐天诗中疑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新乐府》：“微之法曲篇末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颇嫌硬涩未融。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法曲》：“此诗之华夷音声理论与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复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若以史实言之，则殊不正确。……霓裳羽衣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开元之世治民康与此无涉，固不待言也。《教坊记笺订》大曲名云：法曲首推霓裳羽衣曲为冠冕，堪称唐代千万乐舞中之典型作，地位极高。再则堪认为有唐一代之国歌、国乐、国舞者，乃赫赫三百年之久之破阵乐是。

 
“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辨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

细读元白赋《新乐府》，即可看出文化影响，如寅恪先生所言：“微之赋新题乐府，其不及乐天之处有二：（一）为一题涵括数意，则不独词义复杂，不甚清切，而且数意并陈，往往使读者不能知其专主之旨，注意遂难于集中。故读毕后影响不深，感人之力较一意为一题，如乐天之所作者，殊相悬远也。（二）为造句遣词，颇嫌晦涩，不似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且乐天造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间杂，微仿古乐府，而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微之所赋，则尚守七言古体诗之形式，故亦不如乐天所作之潇洒自然多矣。夫微之作品此二病，若无乐天作品存在，似亦难发见。”

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赞乐天有自知之明：“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非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乐天自言其与微之诗文之病，在辞繁言激。故欲删其烦，而晦其义。此为乐天有自知之明之真实语也。”元白诗“辞繁言激”，是否因胡化之影响，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