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储备货币改革成为“零和博弈”

章玉贵

全球化背景下的储备货币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与策略。新兴经济体既要看到基于经济与金融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扩大国际储备货币改革的约束条件。尽力避免“零和博弈”，防止既得利益者心态失衡时以战争转移改革诉求。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与金融危机都伴随着既有经济秩序的大洗牌。一战以前，英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曾经在金本位制下攫取了最大利益。英国掠夺的财富一点也不比今天的美国少。但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债的。两次世界大战掏空了英国的国库，筋疲力尽的英国尽管拥有凯恩斯这样能够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大师，但还是极不情愿地把世界经济与金融的领导权交给了美国。如果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作为新旧金融霸主交接仪式的话，那么美国已经统治世界金融长达67年。67年来，世界经济尽管在美元本位下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但美国对金融外围国家的剥夺却在变本加厉。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国家财富有相当一部分是凭借美元本位从别国“合法”掠夺与转移来的。特别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不时推出的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各国经济政策的梦魇。而今，奥巴马终于承认，美国对本次经济危机负有责任。因此，当全世界有责任感的国家都在反思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弊端并提出改革国际储备货币的诉求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既得利益者需要的是倾听，而不是拒绝和拖延。毕竟，今天的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与二战刚刚结束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美国不再是拯救世界经济的“白衣骑士”，而是一手造成今天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元凶。世界经济的复苏，既需要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各国协调一致的行动，更要检讨既有国际货币框架的不足，以建设性的改革来解决国际金融的失衡，求解世界经济复苏与繁荣之道。

但是，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争夺注定是一场残酷的博弈，国际金融领域的每一次格局变动都具有达尔文主义的特征。新兴经济体既要看到基于经济与金融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扩大金融话语权的约束条件。改革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与策略。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因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势必要建立在现有美元本位的瓦解之上，而对长期处于占优策略独享“铸币税特权”的美国来说，放弃美元霸权意味着出让金融超级大国地位。这是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利益代表者断难接受的。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储备货币改革注定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路径应该是渐进式的。短期内，不论各国喜不喜欢，恐怕避免不了和美元打交道。

其实，美国也明白，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三年前关于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的倡议主要是一种议题设计，中国并不是要立即要求美元让位，而是告诉美国：国际货币格局不能长期处于单边独占状态，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即使再具国际性，也深深打上了主权国家的烙印。因此，尽管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最具国际责任感的大国，但这种货币本质上肯定是自私的。况且，美国之外其他区域国家的经济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由此提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诉求并不过分。

长期来看，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则是规避道德风险的最优选择。众所周知，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本位币尽管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与所获得的包括铸币税收入在内的巨大收益相比却是一本万利。货币史已经证明，只要一国取得了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占优策略，在信息不对称和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随时都会发生道德风险。世界要避免一国利益对全球利益的肆意侵占，解除世界货币动荡对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就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建立类似“世界元”的超主权全球储备货币，

当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来就没有浪漫曲，特别是关系到主要金融独占国核心重大利益的切割问题上，更是一场斗智斗勇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改革要尽力避免“零和博弈”。毕竟，美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国际金融格局的主导者之一，中国要在金融实力方面赶上美国至少需要15年乃至更长时间。改革更大的约束条件在于：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般不会轻易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其分享国际金融话语权。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掌控着世界经济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要遭到他的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到欧元的跌宕表现，背后都可察觉到美国人的操纵轨迹。假如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在亚洲确立区域货币地位，进而挑战美元本位，相信美国的金融寡头及其代言人美国政府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释放应该是一个渐进过程，后起国家对前者不能逼得太紧太急，否则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有可能导致影响力极大的美国金融资本家们心态严重失衡，进而绑架美国政府。届时，战争作为转嫁经济危机与改革诉求的最后手段，也许会出现在政客们的策略选择之中。

战争从来离我们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