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之前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斯密在《国富论》的经济视野中，是以人性自私为逻辑起点，阐述了经济人行为的利己性，而在《道德情操论》的道德视野中，又以人性的同情为逻辑起点，强调了道德人行为的利他性。经济学家把斯密的经济学主张人性自私利己、道德哲学强调同情利他的“矛盾”称为“斯密悖论”。

利己在经济学上就是利润最大化；利他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经济学中利己与利他转化为

微观自私与宏观福利的问题。

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任何一个想同他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每一项交易的意义。正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的东西。

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讨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

在人类中间，最不同的才能对彼此都有用处。他们用各自才能生产不同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的以贸易贸和交换，这些才能仿佛成了一种共同财富。

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看不见的手，自私的生产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了社会福利的提高。微观的自私与宏观的福利达成统一。

但是

樊纲认为，自私与福利的统一不是自然的。

庇古等福利主义认为，实现宏观利益最大化需要政府的二次分配。

为什么樊纲、庇古不认可斯密的思想？

从斯密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自私的生产需要市场交易才能到达社会的福利。

问题就出在生产与交换中。

一个自私的人首先要生产产品，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换。

在交换时，会发现产品会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说明市场并不均衡。供不应求，就有需求者未满足，就是社会福利不足。供过于求，产品留在自己手里，自己不能消费，就是浪费或资源闲置。宏观不经济。就是社会福利浪费或损失。

所以，一般均衡论就引出一个“喊价者”，让价格与生产量匹配，达到市场均衡。

在资本主义国家，喊价者不存在；均衡只存在在书本中。

在计划经济，计划部门充当喊价者，生产者被动接受价格和产量，生产者失去自私性，丧失生产积极性。虽然达到了均衡，但并未增加社会福利。

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上的福利经济学，及数学上的一般均衡或帕累托最优，要实现微观和宏观的利益统一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填补。

这个鸿沟，由凯恩斯引入看得见的手来填补，以政府负债投资填补就业不足。

我的观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及增加负债提高工资占比，尽最大可能促成微观自私与宏观利益的统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