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眼中的游侠
(2013-06-26 15: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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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读书记 |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具所蔽也。”这段话摘自《汉书·司马迁传》,虽然只是一小段话,我们还是能看出,班固和司马迁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价值判断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班固自己也说了,《史记》和《汉书》最大的区别,也许就体现在两人对大道、游侠、货殖的看法上。且不急探讨两人观点为何会有不同,只就两书共同拥有的《游侠列传》略略分析。
在具体为各个游侠作传之前,司马迁和班固都对“游侠”这个词做了自己的定义和基本判断。
说司马迁和班固之前,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韩非。韩非在司马迁之前就提到了游侠,并对他们做了猛烈的抨击。他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所说的“侠”,指“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之人,也是《八奸》中所说的“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中的“剑客”和“死士”。韩非重法,以严刑峻法作为治理国家之本,所以对于那些不合礼法的游侠自然十分反感,他们以私剑之悍,铤而犯险,危害法制,当然是韩非所不能容忍的。司马迁引韩非的话做开头,实际是欲反其道而陈游侠之美。司马迁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他眼中,游侠虽然可能行为不太符合正统,但他们身上更多的是让人钦羡和赞许的精神,比如重诺守信,比如乐于助人,又比如不矜不伐,这些都是司马迁所渴望的先秦遗风。班固作为一个比较正统的史学家,从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和专制皇权的角度出发,对郭解等游侠“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与韩非的思想也颇有相合之处。其所谓“意气高,作威于世,谓之游侠”,跟韩非的“立节操,以显其名”也有相似的地方。韩、班与司马迁出发点差异也于此清晰的表现出来。
通读两篇《游侠传》的段首,可以知道两位大史学家都还是比较客观的,司马迁虽慕游侠,却还是坦陈他们的“行不轨于正义”。班固虽然认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但也承认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然而细细一品,还是会发现二者各有侧重,司马迁更看重游侠的可贵品质,班固却不太赞同游侠的行为。《汉书·游侠传》第一段就说了,“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所以即使“上失其道”,游侠也无权以下犯上,越权干涉。他们修行砥名,本身就违背了如仁厚谨慎、端洁中庸这类传统伦理,他们吸引人心的道德魅力更是对传统等级观念的挑战。他们越受百姓崇拜,统治者就越不安,所以为了防微杜渐,统治者对他们采取打击政策。班固对他们“显名天下”,甚至不惜杀身成名颇有微词,也是出于上述考虑。
若要具体分析二者的不同,笔者想以郭解传为例进行分析。汉书中有许多部分都是班固直接引用司马迁的话,然而在郭解传中,班固却有很多省略。如何取舍,也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所以不管是省略一段还是省略一个字,都体现了班固对游侠的态度。
首先是对郭解生平的大致介绍。司马迁“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一句被班固略去。郭解逢凶化吉,司马迁是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而班固却不能也不可能有这种感情。
接下来是“郭解姐子负郭解之势”一段,这段写了郭解的侄儿倚着他的名声仗势欺人,被人所杀,郭解去贼葬侄,诸公益附。司马迁写这件事其实是想说明郭解深明大义,是非分明,所以受人尊重。但从班固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显名”的举动,他根本不可能推崇。
再下面是司马迁调解仇家还不让人说出去一事和他多藏亡命者,少年钦慕他,于是帮他迎亡命者藏之这件事。这两段也被班固略去。阳人相仇,郭解以自己的威望调停;调停后还不让人说出去,免得有损贤豪的面子;郭解对于有难的人一定尽全力相助。这些在司马迁看来都是郭解受人觊慕,却依然善解人意,不自夸耀而且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表现。然而,以班固的眼光来看,郭解一介小民,去调停仇家,去藏匿亡命之徒,都属于越权,都是对官府的蔑视,所以也是不足为训的。
然后是郭解的死。这件事司马迁描写的非常之详细,而班固却是一笔带过。郭解“家贫,不中訾”,汉武帝却不顾卫青的求情执意要把郭解当作富豪迁往茂陵。郭解走时,“诸公送者千余万”;郭解到了关中,“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后来杨季主上书陷害,郭解不得已逃亡,得到了籍少公的舍命相助。后来郭解的门客一时冲动,杀了骂郭解的儒生,公孙弘便强词夺理,以此为借口,和武帝一起害死郭解。如此生动详细的描写,太史公对公孙弘之辈的痛恨和对郭解的惋惜之情可见一斑。与之相比,班固的叙述未免过于含糊其辞。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一个小细节,《史记·郭解传》的最后一句是:“遂族解翁伯。”在《汉书》里,是没有“翁伯”这两个字的。梁玉绳引王孝廉曰:“翁伯”二字,是处必复表其字耶?凌稚隆引王韦曰:“必字之者,惜之也。”更见司马迁对郭解之死的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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