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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喝子背后的故事（第六章.于无声处8）
(2015-12-25 11: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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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可能从唐代开始，人们就称杜牧为“小杜”。这“小杜”虽然是为了区别于杜甫而来，但仍然很可爱。另一层隐含的意思，大概是说小杜的诗很好，只比诗圣杜甫的诗“小”一点吧。
杜牧的诗，评家历来认为峻峭、峭健，部分近体诗风华流美。我读杜牧诗，感觉却是风华流美是其主要风格，峻峭、峭健的诗有，但非其常态。从历来选家所选杜牧诗多为风华流美性质的来看，我这个感觉是对的。这也就是说，杜牧通过他的诗给后人留下的，是雄姿英发，风流倜傥，神韵疏朗，潇洒流逸的风流才子形象。
杜牧去后一千一百余年，作家吴永生写出了长篇小说《杜牧外传》。外传者，非本传也，自然适合非历史学的小说。用“外传”做书名，自然已有不少，但读了《杜牧外传》，我觉得永生选用“外传”做这本书的书名，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不是泛泛使用——杜牧是诗人，但这部小说写的主要是他在安徽池州刺史任上的事情，此为“外”之一。历来有“诗内诗外”之说，我借用到这里来表达我对这部小说后的一个发现：永生在这部小说中，以“诗外”的杜牧即官员的杜牧，来写或者说揭示“诗内”即诗人的杜牧。这是“外”
此外，《杜牧外传》是长篇小说，具有长篇小说的结构性，但是它不是那种严谨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结构，而是散文化的。叙述和描写，则更具有散文化倾向。我以为这也是吴永生独到考虑后选择的结果：适度的散文化不影响小说成为小说，而散文化可以为小说带来小说本身不能自然拥有的诗意和诗性。诗意对于这部长篇小说是重要的，因为他写的是著名唐代诗人杜牧，没有诗意和诗性，如何能让人承认这部小说写出的的确是诗人杜牧？
上述这两点，我相信并非是我臆测，因为有书为证。这两点，看似平常，其实不简单，它们表明了吴永生对《杜牧外传》这样有独特性质的长篇小说，具有准确的文体把握能力。应该也是因为此，尽管《杜牧外传》中的故事是由像平山寇、灭江匪、修湖堤、整私塾等等这样的政事或者说琐事构成，但主持这些事的那个人，才能够既是大唐池州刺史杜牧，也是没有时代只是诗人的杜牧。
与题材相结合的文体把握能力，即是对一个作品的总体把握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作家当然非常重要。缺乏它，流水帐样往下写，有时来点插叙倒叙玩玩花样的，虽也被称为作家其实并不是作家。
我还欣赏这部30万字长篇小说的开头第一句：
“杜牧心中亦喜亦忧。”
长篇小说的开头如何，早已成为评论家们评论长篇小说时注意的一个重点。证明的研究例子有《红楼梦》的开头，《安娜·卡列妮娜》的开头等等。《红楼梦》的开头的妙处在于引出人物和故事，《安娜·卡列妮娜》的开头其实就是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它暗示了后面的故事的性质。《杜牧外传》的开头，和《红楼梦》的开头显然不同，而和《安娜·卡列妮娜》的开头极其相似，同样只是一句话，同样暗示了后面展开的故事的性质，但也有不同，这就是《安娜·卡列妮娜》开头那句话成了名言，而《杜牧外传》开头这句话总结了杜牧的一生：亦喜亦忧。而能够亦喜亦忧者，必是雄姿英发、风流倜傥、神韵疏朗者（例如苏轼）。否则只能是喜时喜、忧时忧了，泯然众生矣。
《杜牧外传》出版期间，永生曾希望我给他写篇序，因为其时身体不适，我有些犹豫，永生却似早有准备，说他想用我写扬州二十四桥的三首七绝作为代序，原因一是杜牧与扬州亦甚有缘分，一是他喜欢我这三首诗。我沉吟一下同意了。除了永生所说的原因，我想，诗的象征性很强，我这三首，做《杜牧外传》的代序，除了因为是写扬州写二十四桥，容易让人想到杜牧外，也可引申为亦是诗人杜牧形象和命运的写照，即象征地写了他。但书出版后我发现“代“字没有了，直接成了“序”——创造一个先例了，诗也可以作为一本书的序，比高考作文不准写成诗歌宽容多了。
诗不长，附于下，或可印证我言“可引申为亦是诗人杜牧形象和命运的写照，即象征地写了他”并非无据：
明月年年冷玉箫，风声尽入广陵潮。
云归沧海昊天近，恼却人间唯此桥。
波心犹荡千年月，柳色春来绿几分？
莫道箫声无处觅，随风吹作梦中云。
桥心冷月已无伦，莫令箫声再动人。
杨柳青青波渺渺，从今识得广陵春。
2011.6.11
注：《杜牧外传》，吴永生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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