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不能出市，在家闷得太久，总想出来透透气，正赶上全球油价暴跌，高速又不收费，思来想去觉得蓟州独乐寺是最佳选择。距离上一次拜谒独乐寺已是整40年前的事情了。1980年夏天，正在读大二的我和同学李志刚坐上通往蓟县的绿皮火车，一路慢慢悠悠逛逛当当到达蓟县火车站，李志刚的中学同学正在蓟县的驻军部队当后勤兵，记得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去的独乐寺、盘山和东陵。清东陵在河北遵化县，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只能在山里的老乡家借宿，记得晚饭是烙饼炒鸡蛋和蘑菇炖山鸡，那叫一个香！

   提起独乐寺可要追溯到1930年，日本著名建筑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驱车前往清东陵，路过蓟县县城时，关野贞从车窗往外一瞥之下看到一座古建筑的山门，顿觉不凡，认定山门乃是辽代建筑。他叫司机停车，下车走近建筑，虽有砖墙阻隔视线，但仍看到山门后面的四坡屋顶，这再次证实了他的猜测。因为还要去清东陵考察，关野贞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

     1931年，梁思成的好友、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杨廷宝路过北京鼓楼，看到鼓楼正在办展览，一楼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图片说明写着“蓟县独乐寺”。这张照片的摄影者正是关野贞。回去后，杨廷宝向梁思成说起这张照片。梁思成立即跑去鼓楼观看。照片中的巨大斗拱，让他猜想这也许是一幢很久以前的建筑。

   一年后，梁思成到独乐寺调查的计划终于成行了。他借来野外考察仪器，与弟弟梁思达和营造学社的一位同仁一起乘长途汽车前往蓟县，对古寺进行测绘。他们登顶攀檐，记下各部位的特征，丈量每个斗拱的尺寸，绘制了外形与内部结构的全套图纸，拍摄了大量照片，访问了当地的老人。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梁思成在林徽因协助下，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该文共4000多字，全面介绍独乐寺，并提出应如何保护的问题。

   梁思成称：“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他认为“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观音阁及山门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民国二十一年）已有948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蓟县独乐寺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84—37）。

   独乐寺山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中间做穿堂，正脊两端的鸱吻，造型生动古朴为，辽代原物，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

   山门前两稍间是两尊辽代彩色泥塑金刚力士像，俗称“哼”“哈”二将，后两稍间是清代绘制的“四大天王”彩色壁画。山门梁柱粗壮，斗拱雄硕，“升起”和“侧脚”明显。山门的牌匾乃明代嘉靖年内阁首辅大学士严嵩所题，据说严嵩在北方只留下六个字，另外三个字就是北京的“六必居”。

   独乐寺主体建筑观音阁是一座三层木结构的楼阁，阁高23米，因为第二层是暗室，且上无檐与第三层分隔，所以在外观上像是两层建筑。中间腰檐和平坐栏杆环绕，上为单檐歇山项。迎面高悬巨大匾额“观音之阁”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墨宝。

   观音阁内中央的须弥座上，耸立着一尊高16米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菩萨头部直抵三层的巨额楼顶。因其头上塑有十个小观音头像，故又称之为“十一面观音”，菩萨面容丰润、慈祥，两肩下垂，躯干微微前倾，仪态端庄，似动非动。观音塑像两侧各有一尊胁侍菩萨塑像，塑像是辽代的原塑，虽制作於辽代，但其艺术风格类似盛唐时期的作品，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泥塑佛像。

   观音阁内以观音塑像为中心，四周列柱两排，柱上置斗拱，斗拱上架梁枋，其上再立木柱、斗拱和梁枋，将内部分成三层，使人们能从不同的高度瞻仰佛容；阁内光线较暗，正面光线较足，像容清晰，背面仅可辨轮廓，从而加强了佛寺的神秘性。整个楼阁梁、柱、斗枋数以千计，但布置和使用很有规律。其大小形状，无论是衬托塑像，还是装修建筑，处理都很协调，显示出辽代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卓越成就。此阁虽历经多次大地震，至今仍巍然屹立。

    韦陀亭，明代建筑

   报恩院始建于明，清乾隆年间重建，四合院式建筑，长约9米，宽5米，为明、清两代僧人重要的礼佛场所。意外发现我78级中文系师哥韩嘉祥书写的几副对联摆放其中。

   独乐寺行宫，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又称乾隆行宫，是清代皇帝去东陵谒陵途中小憩的地方，也是天津地区仅存的一处行宫。行宫的墙壁四周有乾隆御笔碑刻，共28块，诗文107篇，是乾隆皇帝临摹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唐寅等名人书法，行草楷不同、大小字不等，或粗犷苍劲，或圆润秀丽，不仅是乾隆皇帝的书法真迹，而且是历代书法大家作品的汇集，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