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和陈浩的《写作教授》可做对比研究。前者是散文，后者是小小说。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短小的篇幅里写活了一个极有个性特征、极有人格魅力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有意思的是，一篇是用散文的方法写人，一篇是用小说的方法写人。如果在对比研读后，我们能够总结出散文写人和小说写人的不同规律、不同特点来，那我们的研究性的教与学就有成果产生了。

 从作品叙述的写人细节看，《金岳霖先生》有8个主要的细节——戴帽、穿夹克的服饰；上课要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和回答林国达同学提问的场景；觉得逻辑学“好玩”的做学问的境界和课堂上与王浩对话的情景；讲“小说与哲学”的独特理解和聊天时从脖子上抓出跳蚤的动作；为自己敬佩的已死去多年的林徽因请生日宴；80多岁时坐三轮车去王府井“接触社会”的举动。从数量上看，《金岳霖先生》里8个主要写人细节要超过《写作教授》里5个主要细节。尽管散文写人和小说写人在行为内容上均有外表、上课等相同的范围，但它们的叙述方式却有着较大的不同。                     

 《金岳霖先生》里的8个写人细节与《写作教授》里的5个写人细节在叙述方式上有散文的“自由逸出”和小说的“因果凝炼”的重大区别。虽然《金》文的8个细节和《写》文的5个细节都是选取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生活趣事，但《写》文的5个细节却做了有因果关系的集中提炼。可逸先生上课时总用10分钟时间骂人——他骂的是“先锋派作品”——“我”学“先锋派”创作不打标点符号当然也挨可逸先生骂——除了骂“先锋派”外可逸待人接物还是很真诚的，他亲自煮面条、鸡蛋给客人吃——我乐意去他家，于是才听说了可逸先生的“洗澡事件”。上述5个细节的叙述，仔细体味，它们有着明显的经过了“因果关系”的叙述整理，在这个“因果叙述链”上，无关的细节一概不进入形式明显的“小说因果叙述链”。应该说，小说文体的“小说味”就是这样形成的。    

《金》文的细节叙述则没有“因果”束缚，显得大为自由了。第一个细节本来是讲金岳霖先生的戴帽和穿衣的特点，讲着讲着，忽然岔到联大各位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等）的服装特点去了。第3个细节本来是讲金霖先生在课堂上与学生王浩对话，讲着讲着，又插入一段王浩外表、行为特征以及几十年后的人生经历。散文的笔法是自由的，在散文里，完全允许这种“自由逸出”式的离开叙述轨道的散文写人笔法。当然，散文写人方法的“自由逸出”并不是与散文的“神”毫无关连，它们以更隐秘的方式来呼应散文的“神”——闻一多、朱自清服饰特点实际上是突出、反衬金岳霖的“皮克夹”，王浩的种种事迹实际上是他作为金岳霖的得意门生来衬托的，这就从侧面、从效果的角度呼应了金岳霖的为人和学问。只有散文才有这样的自由的写人笔法，也正是这样的“自由逸出”才显出“散文味”。

《金岳霖先生》里的几个关键写人细节和《写作教授》里高潮核心细节有一种“散文的实”和“小说的满”的重大区别。《写》文的高潮是“洗澡事件”。作者在此时的叙述角度已由第一人称改换为第三人称，她要把可逸先生的语言特点（用归谬法和假言判断为自己辩解）、行为特点（一只脚穿自己的皮鞋，另一只脚穿儿子的皮鞋）进行渲染，让高潮细节成为揭示人物性格闪光点的“重头戏”。“小说味”也由此产生。而《金》文则不这样，它在关键细节上每每只留一句人物的语言就打住——回答萧珊“为什么要搞枯燥的逻辑学”问题，本来这关乎到金岳霖先生的做学问的境界，但作者只留了金先生的一句话：“我觉得它很好玩”。由此我们可以想像金岳霖先生一生做学问的境界的所有情景了。当大家纳闷老金怎么在北京饭店请客时，作者也只讲了金先生的一句话：“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从这一句话中，金先生对才女林徽因的敬重和情意，金先生一生做人的情意和情怀全都隐涵了。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散文叙述细节的自由，可以是“直抒胸臆”，也可以非常克制，非常含蓄，把人物无数的生活空白、情感空白交还给读者的想像。这与小说高潮的位置上的“淋漓尽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体验。   

    请大家就此设计一个表格，比较散文写人与小说写人的不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