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奎山的《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是2006年中国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的上榜作品。这篇作品读起来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很典型的“小小说味”。它用一种很真实、很家常的讲故事方式，叙述了一个其实是很沉重的、很有内涵的小小说故事。对这个小小说故事略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开头部分的情节内容和结尾部分的情节内容刚好有一个“相反”的变化——故事主人公“我”是一个读大四的农家子弟，带回一个厅长的女儿徐美红回家过年，“我”的一家人从爸、妈到小妹高兴的程度已难以用语言来描写了，“我”的村子也因这个“爆炸性事件”而热闹起来；而到了结尾部分，“我”的全家因徐美红一个小小的偶然忽疏而使全家人在年三十晚上陷入一个“找猪”的“突发事件”中，徐美红大约因为全家人的注意力在“找猪”上导致被冷落了，于是就离开了“我”的家和“我”的村子。“来到村子”和“离开村子”，这两个相反的事就是这篇作品开头与结尾的情节内容。千万不要小看王奎山在构思时设计的这种开头与结尾的“相反的艺术变化”，王奎山具体推进故事、酝制小小说故事的特定的“小小说味”实际上是紧扣了这种“相反的艺术变化”来进行的。

徐美红来到乡下时，王奎山就调动了很多笔墨努力地渲染“厅长千金”到农家子弟家过年的“震惊”——女人、孩子们怎样反应（院子里闹成一锅粥）；男人们怎样反应（收父亲敬的烟）；家里怎样反应（家里像赶集一样热闹）。这三种“反应”用具体的和概括的细节一一写出后，便很形象地将徐美红到来的热闹写足了，写透了。王奎山写“徐美红离开乡村”虽然比较简洁，但徐美红离去时仍然有三个反应进入了故事的高潮叙述——“母亲像孩子一样哭了”；“小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眼圈红着安排去车站的事宜”。徐美红来到乡村用了三个“反应”描叙，徐美红离开乡村也用三个“反应”简述，“反应”的数量越多，就越能把厅长千金来到乡下的波澜搅得越大，开头越是渲染得“热闹”，就越能把徐美红离去时的遗憾和痛惜反衬得越鲜明。

从上述对作品的具体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小小说味”的产生方式之一有“作品情节开头与情节结尾”要有意地构成“相反”（或“不同”）；当开头与结尾的“相反”已构成时，就要运用更多的细节来渲染、铺垫甚至夸张，让“相反”更明显、距离更大；若“相反”越是明显，小小说的“意外结局”（或曰“小小说味）就越容易形成。小小说开头与结尾的这种 “相反”（或“不同”）的设计现在已成为小小说文体的常用写作方法了。

徐美红的离开，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从作品的情节发展看，徐美红和“我”的爱情错失是偶然的。如果年三十包饺子的那天下午，徐美红不上那趟厕所，就不会让猪跑出来，全家人就不会全部去找猪而冷落了徐美红，于是徐美红就会留在乡村过年，徐与“我”之间的爱情故事就会继续发展。但是，我们不妨这样想一想——生活中的偶然谁都不能阻挡，当偶然（猪跑了）发生时，“我”的父亲、母亲、小妹最后加上“我”全部出动去找猪，他（她）们没有错，因为在乡村的生活环境里，物质生活还相对贫乏，物质生活的实际状况会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情绪情感，物质生活第一，爱情生活第二，这是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的状态。而徐美红被冷落后离开了乡村，这对徐美红这位“厅长千金”，并是在优裕的城市生活下长大的女大学生来说，她无法习惯和接受“突发事件”出现后的生活情境，她的离开也是必然的，将来哪怕是“我”及“我的全家”千道歉万解释，徐美红也有可能接受道歉和解释而重返乡村，但是，徐美红的离开实际上是农村文化和与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没有“猪跑事件”，将来也可能仍出现“狗跑事件”或“鸡飞事件”，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必然的、常态的。王奎山这篇用家常的、平淡的叙述口吻讲述这个“爱情遗憾”的故事，实际上是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倒不是要我们判断哪种文化好与否（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的）而是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并为消除这种矛盾、建设和谐社会而清醒地生活着、工作着、努力着。当然，这种延伸解读带来的思想也不是要王奎山这篇短短的小小说来能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