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外公

1 

    一个现居满洲里的、和妈妈娘家沾亲带故的儿时玩伴望望的一通电话；20年未曾见面、12年未曾联系的上海俞伊望表姐的微信；一篇来源不详的陈济钦与杜韶荣先生谈俞印民往事的文字，一位浙江上虞后生撰写的“《俞氏泗水集》购藏记”，这些信息突然使外公俞印民成为我们远隔千里乃至远隔重洋的小辈之间的纽带。

    之后我赶紧购买了外公撰写的武侠小说，共五种七本，即202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另外买了《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和《绮情楼杂记》各一本。

      

    小时候，外婆常住上海也常来北京。在北京，妈妈和小舅对外婆悉心照护，上海大姨、福州大舅也曾来京欢聚。但妈妈绝口不提外公，我们心领神会这是禁区，外公做了对不起外婆的事，是外婆不离不弃将四个孩子带大的。姊弟四人之间，似有一种坚定的默契，也算一种政治正确吧？即对母亲的维护和对父亲的唾弃。

    不过，在我和外婆的接触中，却没有听外婆说过外公的坏话，我觉得她是爱外公的。我理解，每个人的世界是小而具体的，是具体的人际互动生成的结果，想来，妈妈姊弟四人对外公的评价或有差异也未可知。  

    爸爸是见过外公的。他曾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大约1946-1948年间，他与妈妈相识并拍拖，一次在外婆家，爸爸见到外公回来，妈妈就为外公做饭去了。爸爸说，看到妈妈孝顺，感到欣慰、钟意。爸爸不言自明的情况是，外公很少回家，家人对外公很不满。爸爸一向是尊重俞家人的情感的，从未评论过外公。他尽己所能支持妈妈报答母恩，尚未与妈妈结婚，就在上海西宝兴路为外婆买了一间房子，使外婆安顿下来。上海的伊望表姐此次也提到此事。总之，外公1949年去世，我们小字辈无缘得见。

    直到退休，妈妈离开教学动笔撰文，第一篇散文就是声讨外公的檄文，四个小节四宗罪，愤恨的情绪，直干云霄。我有点不忍卒读。当年为妈妈做集子时，就不大敢认真理会。但我相信，妈妈的情感是真诚的，久蓄于中，一吐块垒。妈妈所述细节，至少从她的角度看是真实的，当时她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外公对外婆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她，她深爱母亲是有道理的，她为弱者不平，要报答母恩天经地义。也因之，长久以来对我们孙辈而言，外公是浮云。

2 

    这些天抓时间读外公的武侠小说《血海潮》，很入迷。他将虚构的人物嵌入真实的历史经纬中，加之他在每章回后的点评，读来兴味盎然。更令我感到有趣的是，我的妈妈何其像外公啊！不过此事先按下不表，还是先研究外公。 

    认真阅读目前仅有的资料，将有据可考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填入年表，暂以“社会活动”、“作品”、“家庭生活”分类，有些资料兜得拢，有些资料对不上。需更多第一手资料去伪存真。作为进一步拼图的基础，先把出处明确的资料记录如下： 

    外公出生于1895年。外公有诗云：“梅开雪里我生辰”，即生于腊月。

    1895年有两个农历腊月。农历辛丑年（牛年）腊月初一至二十九（没有三十），为公历1895年1月；农历壬寅年（虎年）腊月初一至初九，为公历1895年12月。那么，外公生日可能是1895年1月，也可能是1895年12月，要看他生于辛丑年属牛？还是壬寅年属虎？

    有兄弟姊妹多人。1917年他24岁时，母亲已六旬，故他排行较小。（见《丁巳生日感怀》“先君窀穸未卜，慈帏又已六旬。弟兄姊妹遥相忆，辛苦艰难暗自尝。”） 

    1909年14岁（虚岁16）：参加赴美留学考试，忽接父亲去世噩耗，立即返家奔丧，未能完成考试。

    1910年15岁（虚岁17）：就读鲁迅曾任教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同年兄弟分家，原先的大家庭不复存在。

    见《丁巳生日感怀》“欲涉重洋警噩梦，再来故里无人烟”两句的注释：“余年十六，应留美试，接先君噩耗，不终考而归。明年入中国公学，年馀返里，兄弟析居，家室荡然。”

    又见《鲁迅全集》第15卷第505页。 

    1917年22岁（虚岁24）：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副刊《楚社日报》助理编辑。见《丁巳生日感怀》“是年余主汉口大汉报，念少时同学从军者，今多为旅营长，炫耀一时。”

    丁巳年即1917年。

    同年前后，结识了外婆汪珊秋在报馆工作的哥哥，进而结识了外婆，并与外婆同居，是否正式结婚不详。

    外婆汪珊秋出身安徽迁徙至扬州的大姓人家。汪珊秋的父亲在扬州一带做官，母亲是个大家闺秀，外孙女俞士洵说外婆仪表一丝不苟，生活再窘迫，再补丁的衣服也折叠得干净整齐。汪珊秋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珊和哥哥移居苏州。（俞士洵女儿俞伊望记述。） 

    2019年24岁（虚岁26）：大女儿俞士洵出生。

    年代不详：著长篇小说《血井》、《贩毒记》，翻译小说《地窑密约》。

    年代不详：赴沪投章太炎门下。 

    1923年28岁（虚岁30）：二女儿俞士洪出生。

    1924年29岁（虚岁31）：游历考察全国各要地，北上北京、南下福建，西至四川，将所见所思记诸笔端，随时发表于日报杂志，并与各地执政长官沟通谏言。归家后检点文稿，已累累盈笥箧，尽管已散失十之二三，时评文章更散失了所留存下的十之一二。整理这些文字， 陈言务去，芜杂不辞，以文体分类，辑录成二十编的《俞氏泗水集》。（见《俞氏泗水集》自序。）

    《俞氏泗水集》由上海大华文化社出版。书中含当年29岁（虚岁31）时小影，以及王为广题跋、徐见石所作《泗水渔隐庐图》插页。成书有两种装帧形式，洋装两册、中装十册。署名“泗水渔隐”。   

    1926年31岁（虚岁33）：武侠小说《双雏记》付刊，梅尘因序。（见《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

   自述：“余治小说久矣，昔年主汉口《大汉报》时，以政论之余，间作杂稿以实篇，亦不尝轻试，更不欲以小说闻于人。”又说：“余以奔走政治社会事业，仆仆道途，未获一日休，即偶有暇晷，而心不闲。”（见《艳塔记》自序。） 

    1927年32岁（虚岁34）：大儿子俞士沅出生。

                                        

    1928年33岁（虚岁35）：武侠小说《艳塔记》出版，自序。同年，《江湖铁血记》出版，自序。（见《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

    1929年34岁（虚岁36）：武侠小说《血海潮》上下两部出版。骆无涯序、自序。骆无涯序中说：此《血海潮》者，对于叙史上事，一一有线索可寻，用笔精严，叙事深切，力矫流行说部之弊。”              

    自序中说：“不佞少失所学，不喜读非性情之书，早年奔走革命，耗其资财，竭其才智，濒于困乏，未尝稍有成立，退而办日报杂志。” （见《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

    1930年35岁（虚岁37）：武侠小说《血昆仑》上下两部出版。自序。序中说，“虽有智者，甘为奴隶而不耻也”，而杰出人才“心乎祖车，痛乎生民，不避刀锯斧钺，走深山大泽，以与无上之权威抗。”“嘉言懿行，真情至诚，有足令人语泣者在，则余之濡毫伸纸，即此足以偿所愿矣。”《血昆仑》“仍本此旨，以昆仑宗派为经，以一时代之社会为纬，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思，虽匹夫之勇，而光芒万丈，是其为人。” 

    外婆说，外公写小说赚稿费养家，只要他写书出版，家庭还是很殷实的。（俞士洵女儿俞伊望记述。）

    1931年36岁（虚岁38）：小儿子俞士溓出生。

    1933年38岁虚岁40）：“至秋，因爱国犯罪，被捕入狱，一时报纸传载。”坐牢4个月，“因友人力保获释”。（见俞印民致鲁迅函，1935年2月22日，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第437页，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1934年39岁（虚岁41）：出狱后，游华南，“因暇写述二十年来身所经历之农村、学校、革命、军队、著作、政治、牢狱各生活，随笔追记，卒成秩二十余万言，名曰《同舟》，曾逐日刊载于香港《中兴报》。”（出处同上。） 

     1935年40岁（虚岁42）：居上海法界蒲柏路大益公寓20号。2月22日致鲁迅函中说：“欲将书（指《同舟》）版权售于沪书局，以维一家十口，书贾侧视，竟无人敢买。现有人愿在香港发行，公诸同好。是作既非慕维尧舜，亦不得罪桀纣，惟举所见闻，尽其良知而已。伏乞先生为一言序之，以光篇幅，以广销行，万希不辞。”（出处同上。）

     苏州外婆一家人生活窘迫，难以为继，外婆去上海找外公，发现他与另一女人同居，返回苏州后一时昏死在床上。

     同年三月（？）外公带陌生女人回到苏州家中同住，外婆容忍。二女儿回忆，家中气氛反而安宁些。（见《俞士洪文集》第7页。）    

    3月10日外公致鲁迅函中，将地址改为“苏州司前街100号敝寓”，并称“此永久通讯处也，无有失误。” （见俞印民致鲁迅函，1935年3月10日，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第437页，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年代不详：得到广东军官芦某的帮助，进入军队工作，俞印民在军区近二十年，至西安国民政府行营少将参议。俞认识芦某，早在汉口报馆工作期间，其时芦的女儿芦苏丽年9岁。（见陈沛钦文）     

    1937年42岁（虚岁44）：8月16日，日军开始轰炸苏州，11月19日占领苏州，中国军民被屠杀逾万。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未逃出，被日寇残忍杀害。

    大女儿俞士洵18岁，随就读的蚕丝职业学校逃离苏州，并参加一个演艺剧团继续西行。

    外婆及三个孩子，被外公遣送至浙江上虞老家。外婆的母亲被留在苏州一间养老院不得同行。（俞伊望记述外婆及母亲俞士洵的回忆。）

    “这时的父亲已彻底地遗弃了我们，他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了，并正式组成了家。” （见《俞士洪文集》第8页。） 

    1938年43岁（虚岁45）：二女儿俞士洪回忆：“母亲身无分文，领着孩子们，长途跋涉到浙江省的一个偏僻的小村，投亲避难。我们一家四口被安置在与羊圈为邻的一间陋室里，屋里只有一张床，得挤上一家人。11岁的弟弟已经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上山砍柴，风雨无阻。我比弟弟大一些，不幸疟疾缠身，几乎天天发作，只要一退烧，就帮着干点缝纫的活儿，有时也同弟弟上山砍柴，下水摸鱼虾。”

    “有人愿出一大笔钱，将我（指二女儿）买下，做该村某殷实农家的童养媳......母亲最后坚定的答复是：宁愿带孩子们沿街乞讨，也绝不出卖儿女。”（见《俞士洪文集》第65-66页。）   

    1939年44岁（虚岁46）：

    “一年过后，” “母亲打听到父亲在武汉，于是拉扯三个孩子，经过无数日日夜夜，如沿街讨饭似的好不容易到了武汉。”在武汉也与大女儿俞士洵汇合了。

    “父亲把我们姐弟三人送进武汉战时儿童保育院。”“母亲也进了保育院，当上了一名保育员。” （见《俞士洪文集》第66页，第8页。）

    年代不详：随三十一军游击司令部转战固始、潢川间。后任西安国民政府行营少将参议。

     1941年46岁（虚岁48）：在西安东大街开设一间“家庭餐厅”，名菜甚多，调味极佳。餐室中悬有俞印民撰写《餐经》一篇，不仅“道出烹调诀窍，文字亦朴茂可喜”，“俾老饕知所以求饱之道焉。”（见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页。）

    年代不详：创作剧本《战地鸳鸯》、《如此人生》、《还我青春》、《铁血锄奸》。

    曾创办荣誉出版社，出版《荣誉旬刊》，为抗战伤残军人服务。 

    年代不详：抗战胜利后，大女儿和大儿子曾写信质问父亲，并在上海父亲开的书店见过父亲。

    1949年54岁（虚岁56）去世。地点不详。

 

3 

      录入这些有据可查、可以采信的资料，让我五味杂陈。外公自述，“早年奔走革命，耗其资财，竭其才智，濒于困乏，未尝稍有成立，退而办日报杂志。每以所见于社会改进之象，发抒良知。”他曾投师章太炎门下，他的主张与行动，应与章太炎反对改良主张革命、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积极抗日救亡的奔走与主张有渊源关系。外公自称“仆仆道途，无一日休”，诚可信也。除了参与社会活动，至今可见他的出版著述，达约2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以他54岁英年早逝的短暂一生，这是何等的工作量！他还有时间去花天酒地、蝴蝶鸳鸯吗？

      梅尘因序《双雏记》评价道：“兹读泗水渔隐此作，实创未有之奇观，亦救世渡人之良作，洵提倡忠、信、侠、义之津梁也。”骆无涯序《血海潮》评论说：“对于叙史上事，一一有线索可寻，用笔精严，叙事深切，力矫流行说部之弊。”这些评语确非溢美之词。

      他对明末复社诸公，在国步万难之时，“竟尚清谈肆酒欲色”“深有微词”，该是相近历史际遇的感同身受吧？他并不迎合社会的低俗口味，对于小说界“非赤裸裸描写，不足以言文学之真美”，非常不耻，斥为“书贾之罪，文艺之贼，不宜使现于社会也”。他写武侠小说所秉持的信念是“以一时代之社会为纬，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思，虽匹夫之勇，而光芒万丈，是其为人。”对于“甘为奴隶而不耻也”的智者，他是鄙视的；对于“心乎祖车，痛乎生民，不避刀锯斧钺，走深山大泽，以与无上之权威抗”的豪杰，则感佩推崇。他说：虽“未必有是人，盖必有是事”，而他绝不以“神仙鬼怪支离诞妄之语以惊世骇俗。”由此又似可看到鲁迅的影响。（引言见《艳塔记》、《血昆仑》自序）  

      外公无疑是性情中人，他说自己“不喜读非性情之书”，自诩“举世荒寒肠自热，孑身浪迹襟尝尘。”他的想象力奇异恣肆，笔下的江湖人物各异；故事千迴百转，层出不穷。伏线千里，前后照应。作品情绪饱满，一以贯之，可谓文思泉涌。行笔雄健挺拔，笔锋犀利细腻。同时又不乏理性，他深谙小说谋篇布局之道和人物塑造的肯綮，每一章回后，还自加评点。有点像伯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果，作者跳来幕前，自述人设之妙，提示来龙去脉，点明伏笔为后续张本，对人物的开局结局给出理由，甚至直接道出作者的憎爱评价。

       无可置疑的是，外公满腔热血、才华横溢、勤奋过人。他有大抱负，喜爱政治军事关乎社稷民生的大事，早年奔走革命，但“未尝稍有成立”；而天赋的文学才能，使他得以安身立命，他却“不欲以小说闻人”。他感叹“至今一事梗胸次，悔不读书悔读书”，大约指的就是这一层命运的捉弄吧？他短暂的一生，备尝艰辛，但著作等身，可谓不负人生。到军队后，反而在西安开了一间餐厅，撰写《餐经》，显示他出热爱美食享乐生活的一面。 

    外公与外婆是否正式结婚，似乎是个谜，但历时12年出生的四个优秀儿女，是他们事实婚姻的证明。外公浪迹天涯，不见他有窗明几净伏案写作的日子，对于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作者来说，其境况是难以想象的。外婆嫁给外公，未闻强勉，可以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这或许也是外婆坚守婚姻的道理之一吧？外婆聪慧，“没有进过学堂，却能识字看书，还能写通顺简短的书信，”也许是她出身书香世家的影响了。外婆勇敢，除了自由恋爱，还能只身远行，帮助房东的儿子脱险。外婆乐观，一生喜欢看戏、打麻将，不见她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外公外婆都是年幼失怙，家道中落，在国家风雨飘摇、外敌入侵，有志之士上下求索救国出路的时代，他们萍水相逢，组成家庭，若奢望靠自身打拼，安稳地成家立业，养儿育女，实在苛求。他们及子女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大部分由时代造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性格中的劣根性，自然也加剧了家庭的悲剧。外婆的苦难，给子女以血泪的教训，那就是，女人一定要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 

       我没有资格评价外公外婆，也没有资格评价母亲的感受，只有感恩他们给了我们许多优秀的遗传，而相较于他们的历史处境，深感我们太幸福了，而惭愧我们做得太少了！

       初识外公，但愿这里的描述有几分相似。粗疏错漏之处，谨请姊妹兄弟逐一指正。

                                                                   咪咪 202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