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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7 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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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考（2811）
陈振濂 : 说汉碑之初
上篇
西泠印社孤山上有一“汉三老石室”，是西泠先贤们出资捐助又号召社会义卖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后专门为之建造的。西泠社史上称“抢救汉三老碑”，代代传延，交口称颂，为百年史上最著名的佳话。
《汉三老碑》之所以在当时已经被卖往国外、装船待运之时又被抢救回来；抢救活动展开之初在士子中进行动员时，印社文告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理由说明：是因为浙江汉碑极罕见。唯有如此一块，断不能被卖到国外去以损吾浙乡邦士绅的脸面。不能保全祖产遗物，那是要被责骂败家子和不肖子孙的。当然这本来无关西泠印社诸贤之事，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责任者。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都是慷慨激昂的士大夫，自认为不能置身事外。故而动员各方力量，最后抢救成功，终成正果。
浙江的汉碑仅存《汉三老碑》，是因为秦汉三国之间，文明的中心在西北和中原，比如秦都咸阳、东都洛阳、汉唐都长安。而东夷南蛮的吴越之地即今苏浙，当时并不是中心而是边缘。唐碑多见于长安即今西安，南北朝碑多见于洛邑，汉碑则多见于陕西和山东兖徐一带，世替风移，时过境迁，今天汉碑的集中地，则是在以学统圣地标誉的曲阜孔庙。曹操下《禁碑令》是鉴于东汉末年树碑风气奢汰过甚，而他的驻地在青州兖州徐州，那么这碑版天下盛行和促使曹操痛下“禁碑”决心的地域，正在洛阳到兖青徐即河南山东一带。后来的河北冀幽并诸州即袁绍旧地和孙权东吴、刘备西蜀之国，都不见有大量汉碑群聚，正表明这种空间阻隔的地域差也。
山东曲阜多汉碑，实在是因为孔孟文教渊薮的缘故。琴弦雅音，稷下学礼，战乱少而儒冠兴。但论严格的汉碑起始，最早的却是河南偃师出土的《袁安碑》（89，永元四）、《袁敞碑》（115，元初二）。其后是《西岳华山庙碑》（161，延熹四）。二袁碑的形制，是缺碑额但有碑穿，已是立碑之功用，论年份当可计为排序最早的汉碑。但这是实物之证，若检诸记载，则《华山庙碑》有“建武之元……自是以来，百有余年，有事西巡，辄过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记时事。文字摩灭，莫可存识”，表明在延熹四年华山立碑前的一百多年，华山岳庙已有碑石，只不过今日不得见而已。算起来，比已知最早的《袁安碑》《袁敞碑》又至少早30到60年了。
莱子侯刻石拓片
其实，如果不限于严格的汉碑形制，那么西汉石刻更多。比如曲阜有西汉《鲁孝王刻石》即《五凤二年刻石》。新莽时有作为坟坛刻石的《祝其卿刻石》《上谷府卿刻石》；邹县孟庙则有《莱子侯刻石》。再后有《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但这些都不能称“碑”而只能是粗线条地称“刻石”，学名叫“碣”。若要称“碑”，在形制上当有四个特征：一是必须是竖立于墓前的长方形片石。二是必须有正文文字上端有“碑额”，而底部则有“碑座”呈龟形石基，又叫“龟趺”。三是碑面上必须有圆孔以系粗绳缚棺入墓穴，曰“碑穿”。四是正文碑记之后必有铭辞并且有韵。但西汉以降的《五凤二年》《祝其卿》《上谷府卿》《莱子侯》这些虽然都是镌刻于石版之上，却没有“额
”，也没有“穿”，又不附“铭”，甚至还都是横式，当然无法称之为严格的“碑”了。而这些条件的得到配合和完形，是在东汉的《西岳华山庙碑》和《袁安》《袁敞》二碑之时。不过，《西岳华山庙碑》在百年前的“立碑石，刻记时事”只见于文字记载；而二袁碑虽有“穿”却没有“额”，是为一憾。又二袁碑是汉篆字体，而不是标准的汉代隶书，又是一憾。作为汉碑的经典样式，仍嫌不足。西泠印社孤山上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既无“碑额”又无“碑穿”也无“龟趺”，其实也不宜称“碑”，而应称《三老石刻》或《三老碣》，本来出土之初学者专家就称其为“三老石刻”；但吾浙本无汉石，更无汉“碑”，顺口叫“三老碑”，一则简便明了，人人皆知而不会招致习惯上的误解，二则在吴越边蛮之地，本来就没有大量严格的“碑”以自划边界，混用“碑”与“碣”即“刻石”，并无大妨碍。于是约定俗成，除书面文献外，通俗的做法，顺口就叫”三老碑”而不再自找“三老刻石”别扭了。
关于“碑额”，本来只是碑文的标题而已。但它的来源，也颇可一说。古代的石柱石门框上例有刻字。如寺庙之有山门，或墓地之有阙柱：汉代石门阙初无字而仅立石柱为阙，其后则有刻字如《汉故兖州刺史王稚子阙》（山东）、《汉故幽州刺史冯焕阙》（四川）、《沈君阙》等等，汉墓阙题字才开始盛行，至东汉正规形制的碑，在社会上大普及；遂取石阙形制转为碑额而发扬光大之。今之学者持此一说，虽无实据，亦足备我辈参考也。
汉故兖州刺史王稚子阙
陆维钊先师善擘窠大书，其在杭州岳飞庙前有古隶“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骨力洞达，俊逸倜傥，而笔势沉雄，窃谓足当百年近代书法代表作之誉。其实这也是一种“石阙”即古代形制的样式。陆维钊师之所以有此卓越造诣，乃是他一直关注汉石阙书法之魅力。记得我刚入学临《西狭颂》，笔力孱弱，陆师当时已缠绵病榻，指我的练习说：学汉隶可学“嵩山三阙”，求骨势开张，不陷俗媚。这《嵩山三阙》是指河南嵩山之《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三铭，字形在篆隶之间，浑穆混沌，一派天机，漫漶残剥，笔画辨识不易。当时我实在看不懂，学了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若干年以后才恍恍有所悟：陆师能独创“蜾扁”新体，正得力于此也。
下篇
汉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从“碣”（刻石）到“碑”还有“阙”，石刻文化的历史形态到汉末，已大致定型。当然说是大致，是因为后世石刻类型中还有墓志铭与造像记的出现。但“碣”“碑”“阙”，乃至“摩崖”典型如陕西汉中褒斜栈道上有《开通褒斜道记》《石门颂》《鄐君表记》《杨淮表记》《西狭颂》等石门十三品，这些合起来，成就了石刻书法的大端。
汉碑书法大都出于民间职业书匠之手，他们的脱颖而出，首先是因为汉字社会应用的层面扩大到庶民，其次是东汉末年官僚豪强是主导力量，大兴立碑风气，谀墓颂德，因立碑需要而形成巨大市场，文书，几可致富，不仅糊口谋生而已。其中，既有蔡邕这样的一代宗师，亦有官府养着的书佐胥吏抄书手，更有下层百姓中识文断字的秀才塾师，当然还有凿石刻碑的匠作。而且，汉碑时代，已经出现专职作文和书者、刻者的分工。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张迁碑＞中，竟有一个有趣的错误，碑文有“爰暨於君，盖其繵縺”。撰文四字铭记，体例如此。结果书工只擅书写技巧（包括刻工凿刻）却不通字义，竟把“暨”字书刻成二字“既且”。于是竟成“爰既且於君，盖其繵縺”，读不通亦不知何意了。如果是撰、书、刻一体，文义通畅，书文者和刻凿者定不会出此谬误。那么反推当时，一定是撰文者和书刻者分为两造：书者刻者为匠作，而撰文者为士大夫文人也。亦即是说：专攻书法技艺的书、刻之匠，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汉代这种情况，也不同于南北朝和唐。北魏造像记和墓志，是书法写好了但刻凿者文化水平低，故尔老是有缺笔漏字的现象。而唐代碑版书者皆有名家手笔，如欧虞褚薛颜柳，皆是一代圣手，刻者有工匠，也有名手，相传颜真卿就自己尝试亲手刻过碑。那么从汉碑开始，我们就找到了三种类型，一是《张迁碑》类型，撰文以外，书者刻者皆文化甚低，遂有“暨”误拆为“既且”之例。二是北魏墓志铭造像记类型，是书者无误但刻凿工匠有误导致了漏刻缺笔。三是隋唐碑版，书者有名或不有名但文化修为较高，刻者也较少失误。
撰文水平牵涉文字文学，本来社会地位就甚高，这是汉、北魏、唐三者共同的。而书刻水平皆低如汉碑中的《张迁碑》；书优刻劣如北碑；书优刻优如唐碑，却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样式。以此来推断古代碑刻文化：关系到撰文、书丹、镌刻三个环节。撰文一般肯定是仕子文人，毋庸赘言；而书技与刻技之间的对比差异则很有名堂：沙孟海先师在他的著名论文《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及《漫谈碑帖刻手问题》中，有此一精辟观点：
“从书刻效果的角度，将南北朝碑刻分为三大类：一是书刻俱佳者，二是书佳刻不佳者，三是书刻俱劣者”。
这当然是以楷书标准（唐楷标准）来衡量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碑的情况，所以有“书劣”的问题。但在沙老的“书刻俱佳”、“书刻俱劣”、“书佳刻不佳”三者之后，为什么没有“刻佳书不佳＂的第四种类型呢？我当时有点纳闷。
汉碑是隶书，很难从书写风格技巧上的差异出发而指谁的书法为“劣”，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的隶书文字形态作为参照，《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史晨碑》《西狭颂》《石门颂》，各取姿态，在书法的书写风格技法上均无法断定孰必为劣。那么《张迁碑》的书写出现错讹（包括刻凿的沿袭错讹），当然可以首先作为“书劣”即书者水平不高的证明：连字都写错，不识字形，证明于此道十分陌生；其实还涉及不到刻凿者之前，书者已经先露怯了，这非“书劣＂而何？而《张迁碑》镌刻水平浑厚朴茂，自成一格，故“刻”却不劣也一一以此作为“书劣刻佳”的仅有范例，斗胆补充沙老的“三缺一”，可乎？
此外，就“文”、“书”、“刻”三者之间的孰为轻重而论，依我们今天的经验知识推断：撰者是文人，书者本来应该也是文人，只有刻者是工匠，靠技艺吃饭。但返观秦汉，则书者其实也是工匠而非文人，“书”的社会地位应该与“刻”并行，而与“撰”未可比肩耳。
回到“汉碑”本身。“碑”这一形制的演进或曰“碑史”，大约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为草创期，从刻石即“碣”开始，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有“立石”“刻石”“石刻”三种固定程谓，如“刻石记事”（《汉书•孝武帝纪》），其后古文献中多次提到“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授以库兴兵，与刻石为约”直到东汉光武帝时，仍无“碑”字出现而统称“刻石”。直到许慎《说文解字》才开始出现了“碑”字：“碑，竖石也”。再后则《西岳华山庙碑》亦明指“所立碑石，刻记时事”，这是关于“碑”作为概念术语的梳理。
而从实物来看，西汉都称“刻石＂，并无碑额碑穿碑趺碑阴等等的名堂。《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等皆为横式，而非“竖石”。而作为过渡到“碑”的第一个关键物证，则是西汉末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的《麃孝禹碑》。但沙孟老编《中国书法史图录》，仍称《麃孝禹刻石》而慎称“碑”。之所以会出现又称碑又称刻石的骑墙现象，正是因为它已经渐有“碑”的形制了。比如碑顶为小圜首，长方整饬，通体修挺，有碑额但极小，还有竖线界格，这些要素，已经相当接近于“碑”了。
东汉中后期尤其是恒帝灵帝献帝时期，是“汉碑”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长形片立，有“额＂有“穿”，有“龟趺＂有“碑阴”，于是真正的“碑”才成为一个千古不变的典范，而为后世唐宋元明清引为惯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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