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的经验：“站桶”

垃圾分类又成热点，毫无疑问是因为上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7月1日起正式实施，拉开了上海新一轮垃圾分类的序幕，也使上海的垃圾分类顷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话题，一时之间，“今朝侬是撒拉稀？”（今天你是什么垃圾）的各种段子、调侃占据了几乎全部的话语空间，垃圾分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以致有上海领导说“垃圾分类成为公共话题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上海这次之所以引人瞩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站桶”：垃圾桶旁边有专人盯着、守着。很多地方搞垃圾分类都是发文件、搞宣传，甚至制定法律，但没有人督促执行、落到实处，总是企图凭借一纸文件或法律法规就冀望市民风吹草偃，绝不像上海这样有专人面对面、手把手地督促、引导，这是上海此次垃圾分类最突出的一点，也是引发全民关注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前不久专程去上海调研，晚上快10点了，一个小区门口还站着两位大爷大妈，戴着彩色绶带，说是在等厨余垃圾运输车，监督落实“桶车对接”。小区里面的垃圾投放点坐着另一位大妈，同样戴着绶带在那里值守，督促、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她是一位纺织厂的退休女工，就住在这个小区，被聘为垃圾分类监督员，每天工作两小时，每小时16元，一个月1000元左右。看得出她很认同这份工作，并且还颇有成就感，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一个熟玉米的不同垃圾分类：玉米须和外面的苞叶属于干垃圾、玉米棒是湿垃圾。

       在中国，垃圾分类必须要有人面对面、手把手地督促、引导，这是我们前年受广州市城管委委托做广州垃圾分类调研得出的结论，原因再简单不过：我们的素质跟不上，大家的规则意识公民意识远远没有达到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程度，再怎么宣传号召都没用。上海这一次可以说就很好地实践了这个理念，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主要是各小区的退休人员面对面、手把手地对居民进行督促、引导。

       这种模式可谓对症下药、行之有效，最大的问题是能否持久？主要的考量是行政成本，以那位大妈为例，每月1000元，全市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时半会没问题，但经年久月就是庞大的成本支出。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我们专门就此询问了上海市发改委的一位干部有关垃圾分类的预算问题，可惜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倒是提到了目前上海模式存在的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可持续性如何”（另外两个问题是“湿垃圾如何处理”、“可回收物如何处理”）。我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这个疑虑，甚至大胆估计上海的这种做法坚持不到年底。前不久有网友吐槽说“上海垃圾分类实行一个月后，所有人都放弃了”、“这场闹剧最终会像闷屁一样散掉，谁也不愿追究是谁放的。”话有点极端，表达的却是同样的意思。

               二、广州：“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广州垃圾分类起步较早，新一轮的垃圾分类工作都有差不多10年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也比上海早了一年。但广州的垃圾分类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虽然也曾在城内掀起过很多次舆论热潮，却没有像上海这样成为全民热点——尽管这不是目的。

       上海这次动员了很多社会力量参与，广州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17年初召开的广州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垃圾治理”。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鼓励环保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公益组织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宣传动员活动，共同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工作”。有关领导在很多场合也多次表示要“鼓励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但说归说，广州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既不如上海那样发动大爷大妈手把手地现场督促、引导，也没有广泛发动社会组织比如社会企业、环保NGO等真正参与，这就是广州垃圾分类“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根本原因。目前的做法，不管是立法还是实践，都还停留在号召、宣传的阶段，而且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和行政手段，这一点，不管是已经颁布实施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还是刚刚出台的《广州市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都非常明显，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参与，更遑论细致明确的参与指引。事实上《三年行动计划》中所谓的垃圾分类监督员（督导员）制度并不脱上海模式的窠臼，与我们所倡导、冀望的引入社会组织深耕社区、通过“在地化”的规范运作建构现代社会秩序、实现持久性制度化的垃圾分类愿景相去甚远。广州其实并不乏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比如荔湾区的西村街道、黄埔区的鱼珠街道、联合街道等，可惜远远不够普及，而相关官员言及于此的顾虑也分明可见。

            三、垃圾分类必须与公民社会建设同步

       垃圾分类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推进必须有赖于高度的社会化组织水平，任何一个环节缺失、纰漏都不可能顺利进行。如果社会一盘散沙、组织水平低下，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政强制手段，都无法有效进行。在中国进行垃圾分类，必须要与公民社会建设同步，否则只可能是运动式的一阵风，不可能有长效之功，也见不出真正想要垃圾分类的责任伦理精神。

       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就是社会组织，包括社会企业和大量的环保NGO。除了绿色宜居的人文情怀，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专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垃圾分类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手段，二是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不管是关于垃圾分类的还是社会动员、组织的，都是上海的大爷大妈们望尘莫及的。那位上海发改委的干部在座谈时说“很多小区邻里都认识”，显然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难脱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伦理的路径依赖。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今中国，这种传统熟人社会伦理早已不敷使用、无力应对，只有全新的现代社会伦理才能与新时代相契合。就垃圾分类而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社会组织，他们扎根社区，以现代理念和手段来进行社会组织和动员，培植大家的现代公民意识，建立合理、明确、晓畅、人文的规则和秩序，从而建构全新的现代社会形态，让垃圾分类成为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日常。

                                                                            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

                                                                             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