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除了各种亮丽的数据和成就，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有关垃圾处理的一段话，尤其是“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垃圾治理”，印象中是第一次这样表述。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说的：“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加快12个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巩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创建成果。”今年是这样的：“深化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创建活动，合理布局废旧物资回收网点，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垃圾治理。”增加了“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垃圾治理”。我认为这一表述补足了垃圾分类开展以来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让人对广州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产生很多期许。

       广州垃圾分类搞了很多年，毋庸讳言效果不如人意，尤其是市民参与度严重不足。原因有很多，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社会性”很差：我们很难去共同遵守某一个规则，更意识不到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古代有“如臂使指”的说法，形容君王一声号令天下景从，后来也有领袖挥手我前进的时刻，但现在这样的好时光的确是一去不复返了——如果确实有过的话。

       强制又如何呢？这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手段。但显然会遇到法不责众的难题，而且取证也是个问题，执法成本高昂，可行性委实不足。所以广州尽管前几年制定了相关的罚则，但并没有很好地执行，不是执法不力，而是实在不知从何下手。

       我认为在中国推行垃圾分类，政府主导之外，非要有人手把手地教不可，否则一切措施就难以真正落地、推行，任何号令都只会停留在空中，就像现在这样：几乎人人都知道垃圾要分类，但真正做到的却寥寥无几。

     谁来手把手呢？毫无疑问要靠社会组织。他们会协助政府制定非常详尽的分类流程、做法，具体到几点钟、什么类型的垃圾、放到什么地方。除了非凡的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社会组织的另一大优势是所谓“嵌入式”，即与服务对象融为一体，而不是耳提面命似地指挥、号召，这一点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很难做到的。完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充分发挥他们的这一优长，补齐政府的短板。除了社会组织，再就是企业，他们同样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在地化功能，将垃圾分类落到实处，不同在于他们还要追求利润。只要运用得当，是完全可以达到双赢效果的。

       如果说垃圾分类遭遇瓶颈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性”很弱、很差，那么社会力量的参与恰好可以弥补其不足。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垃圾分类切实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发展我们的社会性，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2017年1月11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