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广州市民贺先生违章停车，被交警罚款200、记3分。贺先生不服，认为自己只是“短暂停靠”却被“顶格罚”，将交警告上法庭，一审败诉。贺先生又不服，上诉至广州中院，结果依然败诉。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二审法官是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恰恰是余法官，在今年2月2日举行的广州市人大代表咨询活动中，专门来到广州市公安局摊位跟交警探讨这种“顶格罚”的现象，他质问道：“公安部规定，对车辆违停进行行政处罚的罚款是20元至200元，为何广州要一律罚200元，这种‘顶格罚’的依据是什么？”他的观点是，交通违法的情形是有不同的，进行行政处罚时应该有差异，比如说，有的车是在等待进入停车场时有违停行为，有的车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违停，结果都是一样的处罚，显得不公平，“后面那个应该罚重一点。”他说他关注行政处罚中的无差异处罚已经多年，也在各种场合提过多次，此次“两会”还将提出这个问题，“要向顶格罚和无差异罚宣战。”

      但恰恰是这位宣称“要向顶格罚和无差异罚宣战”的余法官判决了执行“顶格罚”的交警胜诉！当然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余法官作出这样的判决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作为法官，他判决的唯一依据是法律；而他作为政协委员，甚或作为个人，都是有权对这样的法律规定提出质疑的。在这样的法律规定没有修改之前，作为法官，他必须要依据这样的规定作出判决。

      另外一方面，这里面的分野、疏离或纠结，却正好凸显出了这件事当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值得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事实上这样的“顶格罚”一点都不新鲜，几乎存在于一切执法领域。社会上的质疑也一直存在：为什么执法部门这么热衷于“顶格罚”？各种说法都有，我认为“顶格罚”的背后是中国悠久的威权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乐于以中国式的法制为工具和手段，威慑万民，使其循规蹈矩，不可丝毫僭越，以便政权稳固长久，其极端就是皇帝“乐以刑杀为威”，以致无数酷吏“以残暴为干能”，认为不如此民众就会“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也就是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顶格罚”几乎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相反，如果有任何人性色彩的考量，“柔仁好儒”，可能要被目为政治不成熟、政治立场不坚定了。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转型，连政协副主席都公然宣称“要向顶格罚和无差异罚宣战”了，相信假以时日，传统威权文化的阴霾会日渐消淡，而代之以明媚春色的人性之光、理性之光。

                                                          2015年7月10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