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上周二公布了51条河涌“河长”的联系方式，上周六环保NGO广州新生活促进会秘书长戴广亮拨打驷马涌“河长”刘晨辉（荔湾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的电话，反映驷马涌变红的问题。没多久来了一位荔湾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前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交谈不到5句”，就处理完了；不仅如此，还说“以后这种情况不该打（举报电话）”；然后又有人说去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是“河长”派去的……你看看，刚公布电话，就整出这么一出罗生门。

      首先该不该打电话不是工作人员说了算的，这原本就是市民的权利——如果不拔高到公民义务的话。何况电话还是你公布的呢，结果倒好，第一次打就招来这么个“不该打”的训辞。至于说这个工作人员不是“河长”派过去的云云，当然不是“河长”派的了，他跟“河长”之间差好几级呢！

这真让人对“河长制”的运作机制和成效产生极大的疑虑。只是公布了“河长”的电话，但并没有一整套程序告诉人们接到电话以后怎么处理、如何反馈，等等。我们看香港电视新闻，经常看到某事件按某某案件处理的说法，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旦按某某案件，背后就有一套相应的程序，都是规定好了的，员警或其他工作人员只需“按图索骥”遵照办理即可。我们倒好，一切都是那么随意、随机、随便，连工作人员是谁派来的都搞不清楚，甚至将态度敷衍归结为“生病”！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依法治国么？

这样一种极其随意、充满人治色彩的机制，能够产生什么效果，真的让人不太有信心。有时事观察员将“河长制”比作皇帝新衣，下个雨打个电话过去就原形毕露了，我认为是有点道理的。前几天还听到一些吐槽，认为这个东西太形式化了，基本上不具有可行性，甚至还有“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的牢骚。

客观地说，河涌污染背后的机理极其复杂，形势也极其严峻，靠一届政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治理好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性质，私有产权的缺如导致社会总是形同散沙，形不成彼此制约、相互尊重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极端点可说人人“偷鸡”、个个违法，传统儒学倡导的“慎独”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相反。这样一种基本缺乏自组织的散乱之局一股脑地抛给政府，政府的确是不堪重荷——何况它还要发展经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政府责无旁贷，原因无他——你垄断了资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资源无限，责任也无限！

其实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而在于如何承担、落实责任。新鲜出炉的“河长制”遇到了第一个挑战，我们期待政府有关部门有很好的应对和改进，目的只有一个：河涌的治理要真正见出成效。

                                                       2015年5月20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