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中国的村落是个神奇的地方。以我的故乡为例，那是江汉平原无数村落中的一个，没有围墙，一望无垠的辽阔平原上也绝无任何山陵阻隔，但一踏入故乡的土地，就像跨过一道无形的门槛，从里到外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地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每个细胞都松弛下来、亲切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美好，人的精神也不用再端着紧着了，即刻瘫软化入到眼前的一草一木，与眼前的一切物事融为一体。儒家向来主张仁者爱人，并且强调要将这爱人之心扩而充之、周流遍布，及于万事万物——山川草木、墙垣瓦舍自不必说，甚至“鸟兽昆虫莫不爱”。我高度怀疑这样的思想来自于他们的村落生活经验，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生活才会让他们有这种物我合一、情浓意浓的感受，进而发展出那样的思想。

      最近这些年老在担忧这种安逸宁静的村落生活会被破坏。首先是无形的围墙事实上已经被打破，目前更多的是走出去——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创业，尤以到广州居多，估计至少一半。这尽管会带来一些社会结构上的变化，比如在镇上甚至县城购房置业，但尚不足以对原有的生活造成根本的改变。根本的变化恐怕来自于外部势力的进入，按照老家媒体的说法，“土地流转激活了农村土地资源，城乡要素得以加速流入农业农村，由此带来的变化势不可挡。”资本在公权引导下承包大片土地，按照官员的说法，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逐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政府的设想是资本承包土地以后发展特色农业、规模农业，农民“一手拿租金，一手拿薪金”，但类似我叔叔这样年近古稀、日益丧失劳动力的人怎么办？而且乡村社会组织程度低下、原子化状态突出，自我保护、自我维权能力极弱，面对强势的资本和背后更加强势的公权力，他们将如何自处、如何自保？正如老家一位干部所担心的，“‘狠人’掌握话语权，强制性流转形成市场，最终导致乡村民主成为摆设。”果真如此的话，安逸宁静的乡村生活固然已成奢望，只怕还有生存之虞以及精神人格的伤害，一如离乡的人们在外面经常遭受的鄙弃和呵斥那样，那是我不愿看到也不敢想象的。

      但叔叔似乎一点都不担心这些，似乎热切期盼外部资本早日到来。从他的话语中，我听得出现在土地关系极为复杂。现在的土地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搞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分下来的，一直没变过。但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人员的流动日益加剧，人在流动，土地却没动，于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有的户口都迁走了名下却还有田；有的户口在人却走了也有田；有的人经过土地转让等等莫名其妙地有了很多田，自己种不来就租给别人种（甚至是租给外地的亲戚种），每年坐收几万元……各种乱象。叔叔认为这些都不正常，也不公平，他还是原来的观点：地是国家的，应该平均分给每一个人，即便被资本大户承包，地权、租金也应该平均。至于承包的好处，他甚至提到了“美观”。

      已经开始试行的“土地流转、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相信就是这个方向，但这种做法却在一位任职于乡镇政府部门的本家前辈那里受到消极评价，认为“很难搞”。难在哪呢？主要就是现有的土地关系本来已经问题多多、矛盾重重，如果要搞土地流转，必须首先解决现存的问题和矛盾，但这谈何容易！他说甚至连土地的面积标准都不统一，有的按标准是（每亩）660平米，有的却是780平米，隔壁一个镇甚至是1000平米，“各有各的搞法，总之一团乱麻。”他提到了我们村1998年的那次事件：村里准备从每个村民小组各抽100亩田，一共800亩，作为公田，承包出去，生产经济作物，收益归村集体所有，解决村集体的财务用度不足问题（这让人想到了几千年前的“井田制”）。结果我们那一组因为地少，村民不干，演变成一次群体性事件，还伤了干部，有人甚至背负了刑责，后来村里匀了其他一些田过来才了事。

      理想的状况其实是土地私有，在此基础上形成契约社会，构成稳定的社会格局。但由于中国自古公权力独大，基本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规则，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契约意识也阙如，土地私有极易导致豪强勾结官府的土地兼并，一如东汉时期。兼并的结果一方面是豪强势力壮大，对国家政权造成威胁；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农民因失地而破产，达到一定的人数就会揭竿而起，而且无一例外以“打土豪分田地”相号召，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底层动员往往能够激发巨大的社会能量，顷刻形成烽火燎原之势，将现有社会秩序全部推倒重建，开始新一轮的治乱循环。土地公有又如何呢？土地公有的前提是一定要有一个强力且公平公正的政府，保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又回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在中国，土地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而土地与人的关系又是核心的核心，社会的稳定系于是，民众的生活安居与否也一系于是。历史上无数的革命、运动，无不围绕土地做文章，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其实也不脱这样的窠臼故智，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够趟出一条新路来吗？

      当然这些离我们很遥远，远方的游子有的只是乡愁，而且更添新愁：乡土，乡土，土没有了，乡还是我们的吗？如果故乡有朝一日变成了“他者的世界”，那里还会有我们的情感归属、生命念想吗？尤其是，当“农民变工人”，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不再，在强势的国家宏大叙事下，类似叔叔这样一辈子足不出户、与世无争、长期被忽略、习惯被牺牲的乡村个体又会有怎样的遭际？

                                                          2015年3月15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