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往年一样，今年春节我还是大年初二回了趟乡下老家，跟叔叔等一众人等聊了会天。叔叔说“这是最好的时候”，让我大感意外，因为这与我在外面听到的怨怼塞途实在相差太远！我问为什么？叔叔说现在衣食住行，哪一样不好？衣不用说了，关于吃，“现在都没人吃饭。”不吃饭吃什么？“都是大鱼大肉，再就是青菜。”“饭只吃一坨。”呵呵，原来叔叔说的吃饭专指米饭。住的都是楼房，外面光鲜亮堂，里面也都干净整洁。此言不虚，我上次回来就看到了这点，这次又到几个房间看了看，似乎更漂亮了，堂妹的孩子们还围在一起看网络电视。关于行，这次回来一个最大的发现是一下子多了好几台汽车，妹夫买了一台，两个表弟各买了一台，小堂妹夫也开了一台回来，“最屁的都是电动车。”曾经时髦的自行车居然已经不在评价范围之列了！

      说了种种现在的好，叔叔不禁感慨“我们总算扫了个尾子”（赶上了尾巴），并叹息爷爷奶奶就没有享受这样的好日子。其实爷爷奶奶也“扫了”他们的“尾子”的，记得那时候家里通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拧洁净的水就哗哗流，着实让一辈子挑水担水吃的爷爷奶奶感叹，甚至开玩笑说“更舍不得死了”。只不过时代的确发展得太快了，连家里都买了汽车，这恐怕是爷爷奶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衣食无虞，叔叔最关心的居然是土地流转这样的“国家大事”。回来看本地新闻，我注意到有一个镇已经开始了土地流转，其实就是一个大老板将土地全部承包下来，原来的农户给他打工，像工人一样上班拿工资。从电视画面看，农田水利连成一片，的确不再是从前阡陌纵横的小打小闹了，而“上班”劳作的农民也个个喜笑颜开。叔叔也很希望我们那里也这样，“每月拿工资，多好！”但有一样，就是补偿不能按现有各家各户的面积，而应该是将所有土地面积相加再除以全村的人头进行平均分配，叔叔认为这才公平合理，“地都是国家的，没理由你多占他少占。”据他介绍，土地第一轮承包后经过这么多年，土地的“私下”流转其实多有发生，按现有各家各户的土地面积补偿是不合理的。中国现在面临土地的二次承包，土地确权应该是首要的工作。

      假如没有了地也拿不到工资怎么办呢？叔叔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这个问题——尽快他认为有这个可能性，“毕竟年纪大了。”据他说现在农村给60岁以上的人每月发55块钱的养老补贴，前不久他一次性就去领了600块（他和婶婶的）。再就是只要勤作，每个月弄个千把块钱的收入不成问题，来源主要是他开的那个家庭小卖部，再就是挖些鳝鱼泥鳅去卖，“到处都是，只要肯做，哪里搞不到钱？”一旁的堂妹似乎有点不屑一顾，“以后还不是靠我们！”

      我有点“不怀好意”地问村干部们怎么样？有没有贪腐什么的？叔叔似乎对此并不在意，说入干股之类顺便“搞点油水”总是有的，但“只要对我们好就懒得管他”。叔叔耿耿于怀的反而是另外一件事：多年前现在的村主任还在乡里负责计生，居然以刚刚结婚没多久的堂弟媳没有孕检为由将婶婶带走了。叔叔被人从牌桌上叫回来，立即去找一位在镇上工作的本家前辈把人领回来了，“想找我要100块钱，门都没有！”叔叔谈起这件事依然动气，照他的说法，不说没孕检，即便怀孕也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没人怕他们。”叔叔说，“以前哪敢这样，对干部屁都不敢放一个，要不他会整死你。”村干部横行乡里的事老早以前听奶奶讲过一些，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现在看来情况大为改观。叔叔的话也引起了大堂妹夫的共鸣，他一直在老家承包一些小建筑工程，按他的说法，做什么事都必须事先把价讲好，否则“鬼跟他做”。当然跟着他做工的人也一样，“少一分钱都不肯干。”叔叔、堂妹夫们一定不知道权利为何物，但他们的的确确在实践着权利，并享受着权利带来的好。权利，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发展进步。

      也正是权利问题，让姨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姨父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段“窘迫”以后来到广州，在文德路给人写字，现在已经颇有名气了，我在广州的好几个餐厅酒楼、企业办公室都看到过他的字。跟叔叔“这是最好的时候”相反，他认为现在“很糟糕”，主要是官员贪腐、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这几样，再就是——城管。前不久楼下表妹开的店来了一群城管，要表妹将摆在外面的东西移到店里面，“态度恶劣嚣张。”楼上的姨父听到扰攘下来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看不得他们那个鬼样子。”大声斥责他们。按照姨父的说法，我把东西摆出去了是不对，“但你态度好点行不行？”不过姨父也有肯定，那就是城管始终没动手，也没怎么还嘴，只是搬东西。最后姨父冲城管的车啐了一口，骂了声“滚”，算是出了口恶气。

      姨父认为叔叔之所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外面的什么情况呢？不管是官员贪腐、食品安全，还是环境污染，以及官员态度恶劣，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民众的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和尊重，使权利时时处于被剥夺、被侵犯的状态，与之相关，人格尊严也时时处于受侮辱、被践踏的危险境地，让人不得不高度警觉、惊惧、戒备——这一点对于姨父这样有知识充满人文情怀的人更为显明。

      难道叔叔的权利就得到了保护和尊重？显然不是。只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相对传统、封闭的熟人社会，小小的村落中社会生活异常简单、单纯，还能继续享受一份不受外界打扰的安逸，按照叔叔的说法，“打牌的一天来接七八趟。”尽管现在已经“不怕干部”了，但从更大的范围看，权利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没什么显现，发挥作用的还是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就像叔叔要领回婶婶还是要找一位本家前辈帮忙。

      哪天隆隆的钩机开进来打破了这样的宁静安逸怎么办？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隐藏在内心的担忧。像叔叔这样一直没离开本乡本土的淳朴农民，如何抵抗得了大资本的强势以及官商之间的种种“阴险狡诈”？最近这些年不绝于耳的拆迁事件，让我经常暗庆老家幸好离城镇比较远，不至于这么快受到城镇化的滋扰。

      但城镇化的趋势看起来不可避免，钩机的隆隆声已经若隐若现。在这样的摧枯拉朽之下，传统的宗法血缘社会不堪一击，而每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个人权利则几乎还完全缺乏生长、存续的社会基础，这时候谁来保护像叔叔这样淳朴、无助、孤单的人？靠政府？可是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自身都千疮百孔、七零八落！

      这次回去还在县城拜访了另外一位本家前辈，他是一位老干部，虽然早已退休多年，但德高望重，在我们本家甚至当地都很有声望地位。他坚信中国不会乱，因为“农村很稳固”，“只要农村不出事，国家就不会有事。”我相信这是非常接地气的判断，尤其是参照叔叔“这是最好的时候”的话，老人家不愧浸润中国社会底层一辈子，丝毫不见我们在大城市常见的放论高远、凌空蹈虚、不着边际。但这也只是此刻当下，今后呢？要知道中国作为国家行动的大规模城镇化可才刚刚起步！

      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认为现在真正在步入深水区，国家、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如何变？往哪个方向变？这些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必须要做到我的叔叔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应景的，更不是虚与委蛇的，否则转变就还没有完成，还必须持续，而深陷其中的我们所有人也都要继续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

                                      2014年3月2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