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广州热闹异常，全城热点话题不断，其中一个是：在媒体锲而不舍的追问之下，广州41个政府部门都晒出了“三公”经费。虽然过程有点艰难曲折，结果说老实话也离人们的要求还有距离，但能够晒出来还是算有进步。尤其是，媒体追问的法理正当性更是凸显了当今中国的现代价值诉求，较之从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传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朽中世纪政治文化，其背离已经不可以道里计——这样的社会转型其实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扯远了，言归正传。晒出“三公”以后，人们的下一个问题很自然地就是：“三公”晒了以后怎么办？这两天网上热议的城管考察报告，就属于这样的问题之列：城管一年出国花费上百万，都去了些什么地方？有些什么收获？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什么效用？等等，很多的后续问题接踵而至。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一个城管工作人员晒出了五年前的香港考察报告，结果又引起了一些质疑：考察效果比百度搜索好不了多少，基本信息介绍、大而无当的对比，毫无实质内容。

      这些都属于晒了“三公”以后很自然会出现的追问。我感到很好奇的是政府官员们有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他们对这样的“后果”又是个什么态度呢？会不会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晒？好在广州刚刚出台了规定，将晒“三公”列入廉政考核的内容，不晒不行了。

      我认为不管是先前媒体持续不断地要求晒“三公”，还是“三公”晒了以后公众持续不断地质疑，都完全正当，道理很简单：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知道它是怎么用的。而那位城管工作人员的积极回应，其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也值得赞赏。至于内容受到质疑、完全不见实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应该追问、讨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学习这位城管工作人员，将“三公”经费的每一分用途详细地给公众做个汇报：公费出国的都去了什么地方？比如说城管，“2人赴日本、俄罗斯培训学习，12.87万元；18人赴东欧、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考察学习，100.71万元”——每天的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最好精确到小时。其他公款吃喝、公车使用也一样：接待了谁？花了多少钱？在哪里接待的？买的都是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都是给谁在用？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晒了“三公”以后出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给出同样的回答。

                                                                     2012年7月12日《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