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衣男”周冲“一举”成名，鲜花掌声不断，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我认为，对周冲的义举给予奖励和表彰是完全应该的，其精神也值得大力宣扬。但跟很多人的感受一样，我也觉得政府一介入，似乎就变了味。

      变了什么味呢？天河区委宣传部长说，此次怡东苑发生十几个街坊路人齐心协力救人的善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培育”，“天河区已产生了助人为乐、互助互爱的土壤。”他甚至以其他好人好事为例来说明，“在天河类似的事还有很多。”

      这就是我所说的变味：这些好人好事原来是政府长期“培育”的结果！在这里，道德主体发生了位移，道德主体不再是周冲和那些热心街坊，而是站在他们背后或上面的政府；有道德的不再是周冲和街坊，而是政府——总之，一切的光荣最终都属于培育他们的党和政府。

      事实上，周冲来广州才十几天，根本没有受过所谓“长期的培育”。但是不要紧，你没有在天河或广州接受“培育”，但你生活在中国，你就始终是在受到“培育”——周冲在北京，听到的正是这样的耳提面命。至于那些街坊，可能也会莫名惊诧：我什么时候受到“培育”了？

      其实，辨析这些事实毫无意义，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背后的政治文化。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政治文化传统。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简单点说就是：你之所以能够当皇帝，就是因为你的道德最高，“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反过来也一样，道德最高的人必定要当皇帝，“大德者必受命”，“德必称其位”。如此一来，歌功颂德、塑造统治者至高无上的道德形象，就成为日常政治生态的应然与必然，“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就应该“失德去位”，让别的有德者来做——这可不仅仅只是个思想理论问题，而是关乎权力地位的大事！

      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今天并无本质变化，宣传部长的“长期培育”论，正是这种传统的生动体现。一个参与救人的街坊说，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帮完忙就离开了现场，“政府领导可能想的层次比较深一点，但是作为普通市民来说，过了就过了。”政府领导所想的“深层次”问题，其实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归功于政府，从而丰富政府的道德资源和道德形象，最终目的是不断夯实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将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工具；而将道德工具化，那么道德就不再是道德，道德本身受到根本的侵蚀和腐坏，只剩一个虚壳、徒有光鲜的外表而已，其极端的体现，就是官员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越是口吐莲花、高叫道德的家伙，往往越是一些缺德之大者。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道德沦丧，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如果真要弘扬道德，就不应该剥夺周冲和那些热心街坊真正的道德主体地位：好人好事是他们，而不是政府；他们的急公好义、善良诚实，也不是政府“培育”的结果，而出自他们的本性——要说培育，也是父母老师培育的结果。如果政府总是这样越俎代庖，将一切光荣归功于自己，周冲“一举”之后反而成了道德的提线木偶，伴随荣誉奖章而至的还有包裹周身的种种神秘莫测的不可抗拒力量，从前的自在、自由和自主不复存在，甚至时时担惊害怕人格尊严受损——这难道是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所应有的遭遇和对待？！

      不要消费道德了吧！我们的社会之所以缺德，就是因为道德都像这样被消费掉了。

                                                                              201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