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各局委办掌门人新鲜出炉，令人关注的是公安局长不再由政法委书记兼任。

      各地公安厅（局）长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始于2003年，一直争议不断，最大的争议是妨碍司法公正。从体制机制上来说，法院、检察院是公安局的监督机关，但政法委书记又是公检法机关的领导（官方的说法叫指导、协调），被监督者反而是监督者的上级，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这样的逻辑不通在实践中导致的最大后果是法院、检察院失去了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一些诉讼案件在政法委的“指导”、“协调”下成为所谓铁案，使司法独立几成空话。而政法委书记又同时兼任公安局长，导致事实上的公安局长话语权独大，法院、检察院作为公安局的监督机构——尤其是，作为终极判决机构——实际上却反而要听公安局长的。难怪中国的警察那么恐怖！

      或许正是有见于此，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此次广州市公安局长不再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应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但中组部文件还规定，省级公安厅（局）长由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或政府党组成员兼任。此次广州市由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也是遵照这种部署而设置。

      应该说，较之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由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是个进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公检法的体制，司法独立、司法公正获得了一点制度的保障。但从公安局长必得由政府领导成员兼任来看，则见出我们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倚赖、倚重公安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

       暴力治国其实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传统。我们老说要“以德治国”，可是“以德治国”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温文尔雅，而是“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的腥风血雨，是“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的暴力恐怖。没有这种操“杀生之势”的“威武”、“兵革”，“以德治国”是不可能实施的。我们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体验，文革结束也不过三十几年而已，而其基因则仍深潜在你我内心深处，时不时就要冒出来一露峥嵘。

      暴力治国当然不符合人的生命需求，我们追求的是以法主治的现代法治社会：人人都是权利主体，所有人一同商议制订规则，然后共同遵守；规则的最高形态就是法律，法律因此成为社会的最高权威。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法治是一种外来文化，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无数先辈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追求文明、进步的法治理想，实现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此次公安局长不再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尤其是放在中国转型社会的背景下观察，可以发现更深远的象征意义。

      总之，为公安局长不再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叫声好！

                                                                     2012-2-28，报社撤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