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

赵逵夫

新疆屈原文化研究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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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往日》、《悲回风》所咏叹的伍子胥、介之推、申徒狄，其思想行为与屈原大相迳庭；《离骚》、《惜往日》都提到伊尹、吕望、宁戚，却用来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情绪。本文试就《楚辞》中与这几个人物有关的问题及关于彭咸的事迹作一些探讨，从而对确定《惜往日》、《悲回风》是否屈原所作提供一些新的证据。

 

一、伍子胥与伍子

 

《九章·惜往日》云：“吴信馋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词。”又《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王逸以来绝大多数注家解释这两处，或以为是屈原以伍子胥自喻，或以为是屈原要追随伍子胥，以之为楷模。

伍员（子胥）的曾祖父伍参、祖父伍举、父伍奢、兄伍尚及员本人数代为楚臣。他父亲及哥哥因奸臣费无极的馋害被平王所杀[1]。他逃奔于吴，后率师伐楚、破郢，鞭打平王之尸，吴军淫辱楚君臣的姬妾。楚昭王出亡，楚国几乎亡国。

屈原是楚宗臣，对楚国有着深厚的爱恋之情。他虽屡受打击而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直至一死。试想：以屈原的这种思想，他能以伍子胥自喻、奉伍子胥为楷模吗？

可能有人会说：《涉江》云：“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王逸注：“伍子，伍子胥也。”《涉江》是屈原的作品，这又怎么说？我们说，王逸的这条注释是错的。早在宋代就有人论及此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二云：“《九章·涉江》言：‘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正引奢、尚而言。王逸陋儒，顾以为胥，又谬矣。《悲回风》章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吴之忧，楚之喜也。置先王之积怨深怒而忧仇敌之忧，原岂为此哉？”又有五古一首，中云：“子胥固激烈，藉馆鞭王尸。于吴实貔虎，于楚乃枭鸱。大夫视国贼，剸刃理则宜。讵忍形咏叹？黼藻严彰施。……《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魏氏摆脱旧注的影响，深入思考，见解是可贵的[2]。只是他以“伍子”指奢、尚二人，尚未达乎一间。近人刘永济《屈赋通笺》云：“此伍子当属伍奢。奢因谏平王不应信费无忌之谗而疑忌太子建，为平王所杀，谓之为忠，允无愧色。”刘先生的结论是合乎情理的[3]。

《惜往日》、《悲回风》及汉人作品提到伍子胥，或曰子胥（《惜往日》、《悲回风）、《七谏》、《哀时命》、《九思》），或曰伍胥（《九怀》），或曰申子（《七谏》。王注：“吴封之于申，故号为申子也”），或曰申胥（《九叹》），没有称为“伍子”的。而且，这些作品中谈伍子胥，大多点出“吴”，或提到‘“沉江”、“俘江”、“五湖”、“抉眼”等。《涉江》中没有提到这些与伍子胥有关的事，却把伍子与拼死切谏、为国陨命的比干相提并论，是伍子非指伍子胥，而是指自知必死而切谏的伍奢。

这样看来，传为屈原的作品中，只有《惜往日》、《悲回风》咏叹伍子胥。它们表现的这种思想感情与屈原的不合，因而这两篇决不是屈原的作品。

关于《九章》中作品有没有不是屈原所写的作品，以及哪些不是屈原作品，人们看法很不一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以《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无乱辞及取篇首二、三字标题，为这四篇为伪作之证；刘永济先生于《思美人》又提出辞意总杂、重复为理由。刘永济、闻一多还因《橘颂》形式上与《九章》中其他八篇不类，指《橘颂》为伪作[4]。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遵从王逸以来旧说，认为《九章》中作品全部都是屈原所作。我认为胡念贻先生说得对：“判断真伪，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首先看作品本身的内容”[5]。如果从形式上说，《九歌》、《天问》也无乱辞，《橘颂》虽与《九章》其他八篇迥异，但与《天问》相同。至于题目，或者诗人认为这几篇取篇首二、三字即可以明意，或者是原本失题，后人学《诗经》的办法所加，也有此种种可能。至于辞意重复或个别作品质量较次，这在创作较富的作家是常有的事。因此，只从形式上提出一些理由，还不能使人信服。近年陈子展先生有《楚辞九章之全面观察及其篇义分析》一文，其中《〈思美人〉解》分三部分分别驳“有疑用篇首语标题为伪作之证者”、“有疑篇末无乱辞为伪作之证者”、“有疑文辞总杂、重复为伪作之证者”，言之成理，足以破从形式上看问题的几种说法[6]。《惜诵》、《思美人》、《橘颂》三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疑的地方，还应看作屈原的作品[7]。

然而，如果从作品的内容方面来看确实不是屈原的作品，我们也不必强加给屈原。《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所作，魏了翁之后，明清及近代都有人从作品本身提出一些内证[8]。这两首诗都咏叹伍子胥，是其非屈作的有力证据之一。

 

二、介之推与伊尹、吕望、宁戚等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以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以旌善人。’”从这段记载看，介之推所以逃走，是因为晋文公没有赏给他禄位[9]。他自己不去说，不是不计较个人得丸而是因为晋文公忘记了他而赌气。他还因此说得到爵位与赏赐的是盗，甚至比盗还厉害，说晋文公赏赐这些人是错的。他认为晋君巨“上下相蒙，难与处矣。”与介之推古怪、孤僻的性格和狭隘的心胸相比，他母亲倒要开朗得多。她看透了她儿子满腹牢骚的症结所在，几次提出可以向晋文公要求一下，并且说：如果不去说，“就是死了，能怨谁？”

《史记·晋世家》记此事与《左传》略有不同：“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者，未及隐者介子推。”以下记介之推的牢骚话与《左传》同。接着说：介之推的从者悬书宫门，“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下面关于文公求介之推的记述又同《左传》。据此，晋文公未赏及介之推是因为国家有事，暂时搁置，并非忘记了他。

《左传》、《史记》的记载不一定与事实完全相符，但至少反映了战国秦汉间人的传说。从这些记载看，介之推是不足为法的。传记本身赞扬的是能改正错误的晋文公，而不是心胸狭隘的介之推。介之推仅因晋文公忘记他的功劳（实为因事尚未赏赐他）便怨气冲天，忿忿离去，可见他于个人得失看得太重。以晋文公这样的君主，以狐偃、赵衰这样的同僚，尚以为“难与处矣”，如果遇上楚怀王、郑袖、上官大夫、靳尚这样的君臣，他能为国家的利益而奔走呼号吗？《庄子·盗跖》、《韩诗外传》十说重耳流亡中绝粮，介之推曾割股以食重耳。可见介之推之功，主要在有恩于晋文公个人。从《管子》的《戒》、《小称》所记管仲评易牙、竖刁的话看，春秋战国间人对损身事君的行为并无好的评价。

然而，《惜往日》、《悲回风》却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介之推，以之喻屈原。《惜往日》说：“……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把介之推也作为忠信死节的人，叫人莫名其妙。读《离骚》及《九章》中另外的几篇就可以知道，这种比喻不是屈原会有的。

屈原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故重著以自明。”（《惜诵》）“结微情以陈词兮。”（《抽思》）可见他竭力要把自己心中所想让楚王知道。他又说：“愿陈志而无路”（《惜诵》），“愿自申而不得”，“又无良媒在其侧”，“媒绝路阻，言不可结而诒……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苑而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思美人》）可见他所遗憾的是自己要表白冤屈而没有门路，楚王也根本不愿听他的。这同介之推心有所欲而赌气不说，在晋文公寻找他时他隐藏不出的作法截然相反。

屈原在被放逐的情况下仍然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抽思》）他身虽放废，心怀社稷，与介之推不考虑文公初立、国家多事，只因个人未得志而逃走的思想也完全两样。

从以上两点看，屈原是决不会以介之推自喻的。

《惜往日》还列举“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的事例说：“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表现了怀才不遇的思想。这也不是屈原的思想。《离骚》中有一段说：“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两诗所举事例大体相同，表现的思想却完全两样。《离骚》中这几句是巫咸拿来说明只要“中情好修”，就可以遇明君而被重用的道理的，意思是让屈原去另求明君。《离骚》的结尾写诗人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表现了诗人伟大的爱国精神，巫咸所说这些话在诗中不过起了反衬的作用。《惜往日》的作者把屈原摒弃了的思想作为屈原本人的思想来写，可见他学屈原的作品只取其字句，未得其精神。

《惜往日》、《悲回风》以介之推喻屈原，借伊尹、吕望、宁戚等人表现怀才不遇的思想，是这两首诗非屈原作的又一条证据。

 

三、申徒狄与彭咸

 

依旧注所说，屈原作品中曾引了两个人以明水死之志，一个是申徒狄，一个是彭咸。

《离骚》云：“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王逸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历来《楚辞》注本大多遵从此说。明代汪瑗的《楚辞蒙引》探索了彭咸传说的源渊，研究了传为屈原的作品中七次提到彭咸的部分的文意，首先提出彭咸并非水死。清人陈远新《屈子说志》又联系屈原生平说道：“此时（按指作《离骚》时）子兰未尝闻，顷襄未尝迁，初无怀石汨罗之想。乃王氏因篇中二言彭咸，遂谓咸谏君而死。是作《离骚》时早以死自命，不待怀沙作赋矣。”俞樾《读楚辞》也说：“当屈子之作《离骚》，尚在怀王时。及怀王死，顷襄王立，屈子尚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岂在怀王时早有死志乎？即谓死志早定，然死亦多术矣，何必定取一投水而死之古人以为法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充分的。此外还有一点：如果屈原称说彭咸是为了明水死之志，那么他在投水前不久写的《怀沙》中更应该提到彭咸。可是，《怀沙》中却干脆没有提到这个人。

屈原写彭咸到底表现了什么思想，细读《离骚》本文，自然明白。《离骚》中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说：“进不入以离忧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所谓“世俗之所服”、“不周于今之人”、“进不入以离忧”，皆指不被奸佞所容；“法夫前修”、“依彭咸之遗则”、“修吾初服”，皆指退而自我修养。《离骚》中间部分写出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思想情绪的起伏变化。但全诗的主导思想是前后一贯的。“依彭咸之遗则”，乃指保持内美、修养人格、永远不与奸人同流合污。诗末尾所说“将从彭咸之所居”，也指“苏世独立”，退处清洁之地。

《九章》中有五处提到彭咸，汪瑗以为从中皆“未见彭咸为投水之人。”俞樾对此五处也有辨析：“《抽思》篇云：‘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若仪彭咸是效其投水而死，然则像三五又何所取乎？他如《思美人》篇曰：‘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篇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皆无从之投水之意。惟其下文又曰：‘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意似近之。然其下即曰：‘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霓之标巅。’既思投水，何又思登山乎？盖登山涉水，皆是彭咸之所居。”俞氏的结论，同我们上面分析《离骚》得出的结论一致。

《抽思》中说，如果君能以“三五”为榜样，臣能以彭咸为典范，便没有达不到的目的，一定会英名远播，永垂不朽。《思美人》（作在汉北）说，诗人一想起彭咸就匆匆南行，欲回郢都争取尽忠。此皆可见屈原对彭咸的敬仰。陈远新说：“大抵咸是处有为、出不苟、才节兼优、三闾心悦诚服之人。”俞樾云：“……然则，彭咸必古之贤人，屈子素所师法者。”从屈原作品看，这些说法是可信的。

关于彭咸的其他情况，也可大略考知。《楚世家》云：陆终生子六人，“三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汉人大约据此附会彭咸为“殷贤大夫”，并据屈原水死的事实，臆断为“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然而，“尝为侯伯”不等于任大夫之职。从“灭彭祖氏”的记载看，“彭祖氏”在殷为部族或小国，并非指某一个人。彭祖氏与芈姓同出高阳，殷商“奋伐荆楚”（《诗·大雅·殷武》），也不能放过彭祖氏。大约彭祖氏被灭后有一部分向南依靠荆楚，故楚有彭咸。俞樾云：“彭咸疑彭祖之后，与屈子同出高阳，故一再言之，亲切而有味也。”属原屡次以彭咸为喻，除了表现他“好修以为常”的美德之外，也反映了他对楚国历史的熟悉及同楚民族的深厚感情。

王逸注的错误显然后人多不详辨，以讹传讹。洪兴祖《补注》引颜师古语：“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把彭咸说成介之推一类人物。曹耀湘在其《读骚论世》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士不得志，忿怒而死，岂得为贤？既诬屈子，又诬彭咸矣。”

再从屈原的一面来说，如他在作《离骚》时（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之后的二三年中）就口口声声要投水而死，实际上却死在十多年或二十多年之后，那么，从这点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屈原呢？这实际上把屈原打扮成了一个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人。《离骚》中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在临死前还说：“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怀沙》）如果我们以为他二十来年中一直在生和死之间犹豫，那就无形中误解了他在受打击后仍坚持活下去的目的，也贬低了他投水而死的意义。扬雄依附新莽，丧失气节，自无资格评论屈原。但是，如按王逸、颜师古、洪兴祖的解释，扬雄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披彭咸之所遗。”（《反离骚》）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屈原的死乃是楚国逐步走向败亡、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矛盾无法解决而造成的。屈原决不会是在十多年或二十多年之前就有了死的打算，更不会那样早就决定了水死的方式。

有人会说：申徒狄不是水死的吗？既然屈原能拿申徒狄自喻，为什么不可以拿彭咸的水死明志？我们说，申徒狄同伍子胥、介之推一样，在可靠的屈原作品中根本没有提到。在传为屈原的作品中，只见于《悲回风》。此外见于刘向的《九叹》。先有屈原的投水而死，再有《悲回风》这些吊唁之作或仿作，故其中以投水而死的申徒狄为喻。这是《悲回风》非屈作的又一证据。

 

四、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

 

班固《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刘勰对彭咸的理解是依王逸注，所以这里所谓“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即班固说的“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们都认为屈原是因个人不得志，心怀怨恨，投江而死。

历来人们对班固、刘勰的批评很不满意。首先对班固提出批评的是王逸。他说“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离骚序》）以为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并不似《大雅·抑》诗的激切。就王逸肯定屈原高尚情操这一点来说，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惜往日》、《悲回风》是屈原的作品，认为屈原以伍子胥、介之推、申徒狄为楷模，以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怀才不遇的景况自喻，认为《离骚》写彭咸是明水死之志，王逸的评价就与事实有所不符了。

我们认为班、刘对屈原提出那样的批评，一方面同对彭咸的错误解释有关，另一方面同以为《惜往日》、《悲回风》为屈原作品有关。

《楚辞》十六卷是刘向编定。刘向将《惜往日》、《悲回风》作为屈原作品，与屈原的《惜诵》等合而统称之为《九章》。《汉书·艺文志》云：“又屈原赋二十五篇”，据这个篇数看，班固依刘向本也以这两篇为屈作。班氏《离骚赞序》云：“又作《九章》以风谏”，篇目有九，更是明证。

班固、贾逵曾作有《离骚经章句》。王逸说他们“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看来王逸注《楚辞》时是看到了班固的章句的。班固之后注《离骚》者，于人物解说就有些臆测。如班氏《离骚序》说刘安《离骚传》：“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班氏《章句》与刘安《传》相比较，或者更正了一些错误，但对彭咸仍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不然，后来的王逸也不至那样穿凿附会。

至于刘勰，生在王逸之后，他的立论，自然是根据已经固定下来的《楚辞》十七卷本，同时也不能不受王逸注的影响。

屈原作品中抒发悲愤心情的句子很多，不可能每一处都标明“皇舆”、“灵修”、“人民”。这些含义不太明确的部分抒发了怎样的感情，需要联系其他部分分析。当然，根据“恐皇舆之败绩”等可以了解他对国家人民的关心，但是，既然诗中也表现了个人不得志的愤懑及多年一直在生死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心情，班固、刘勰为什么不可以从这方面探求一下屈原思想的另一方面呢？

班、刘对屈原是崇敬的，这从《离骚序传》全文及《文心雕龙》可以看出。然而，班固是一代良史，刘勰也有史家作风，他们评论前人从本人作品去认识全人，在评论屈原时注意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问题，是不足为怪的。

人们对班、刘的批评不加分析的予以否定，从而遮盖了《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作的事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对屈原作了极高的评价而无任何批评。司马迁不仅对屈原作品极表赞叹，也对其人格表示十分仰慕。

应该承认，班固在不少地方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的，其世界观赶不上司马迁进步。同时，班固也没有司马迁那样辛酸的生活遭遇。刘勰也一样，虽前期生活多有磨难，但后期还是很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的。由于立场观点、生活遭遇的不同，人们对同一部作品的感受往往是不相同的。他们所特别注意到的问题，引起共鸣的地方，也不完全一致。

不过，我以为在司马迁的时代《惜往日》、《悲回风》尚未被归入屈原作品中，所谓“九章”的名目也尚未成立。与司马迁同时的东方朔模仿《惜诵》、《涉江》等为赋，名曰《七谏》，赋共七章，即是证明。既然司马迁与班固所见屈原作品不完全相同，所得结论有异，就更是自然的了。

总之，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主要与误认《惜往日》、《悲回风》为屈原作品有关。如果因为班固刘勰的思想比司马迁落后一些，使不加分析地认为他们的批评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对屈原的明目张胆的歪曲，也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应将班、刘的批评同扬雄、颜之推这类失节文人毁人遮羞的言词区别开来，因为班、刘毕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具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注释：

[1]《史记》作费无忌，此从《左传》。

[2]魏了翁又以为屈原非投水而死，则根据不足。

[3]刘永济先生又云：自伍员伐楚后，“吴楚构兵不休，贻害楚国甚大，实乃楚之逆臣，屈子决无以忠许之之理。”

[4]刘永济《属赋通笺·叙说》；闻一多《论九章》，《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5]《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第320页。

[6]《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林庚《说橘颂》附《说九章》曾指出：《惜诵》“忽忘身之贱贫”一句与屈原“贵族，少年就已得志”的身份不符。但《惜诵》所言乃被放逐后的情况，故二者并不矛盾。文中又指出“恐重患而离尤”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不一致。然《离骚》就其保持节操言（上句为“亦余心之所善兮”），而《惜诵》就要求返回朝廷会产生的后果言（上句为“欲儃佪以干傺兮”）。节操固不能变，但对前途的种种情况作出冷静地分析，则不是不可以的。

[8]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云：“《惜往日》有‘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有‘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非屈子口语，疑唐勒景差之徒为屈原而作，一时失名，遂附入屈原赋中。”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论《悲回风》云：“所谓‘佳人’乃屈子也，‘眇志所惑’则作者自言，盖谏君不听、任石何益，即‘眇志所惑’也。然则此殆吊屈子者之所为与！”近代陆侃如、刘永济（有《〈惜往日〉（悲回风）非屈作之证》，见《笺屈余义》）、闻一多、林庚、（《说橘颂》）、曹道衡（《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谭戒甫（见所著《屈赋新编》）、胡念贻等都有说。胡念贻《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专从内容方面分析，又提出一些理由：《惜往日》“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与诗人死前“定心广志”、“何所畏惧”的思想情绪不合，以“贞臣”代屈原，斥怀王为“壅君”，不是屈原的口吻；“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的溢美之词，不会出自屈原本人。《悲回风》“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之雰雰”等处反映了道家方士的思想等。

[9]《楚辞》、《史记》作介子推，当从《左传》。刘宝楠《论语正义·雍也》：“古人名多用‘之’为语助，若舟之侨、宫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佗与此孟之反皆是。”《左传》中有时作“之推”，可见刘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