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号天傭子。抚州市东临新区岗上积人。明末散文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其生而异敏，七岁即入塾，刻苦异常，挑灯达旦读书，过目之后辄不忘。其父以《竹林七贤论》为题以试，援笔立就，乡人遂以为奇。十一岁时，塾师以制艺题四则为试，不属草顷刻而就。十七岁参加童子试，名列第三，为东乡知县平湖李养白所取。善白谓“艾生当以文名天下”。十八岁时参加县学试，以“推恶恶之心”一文，为提学骆台晋赏识，置第二。补弟子员后每试辄取第一，声名籍甚。时天下文气卑弱，艾南英联合县学前四名，也就是后来的江西四大家“陈艾章罗”，四人同为豫章社领导者，倡导古学，匡正天下之文风。后从游汤显祖、汤宾尹、黄寓庸三先生之门，坚持己说，“其特议不为苟同，虽师说不阿也”。此后二十年中，七次试乡闱不遇，直至天启四年(1624)才中举。艾南英在《前历试卷自序》中酣畅淋漓的表现了当时作为诸生的苦闷，称冬试冰霜冻结，诸生仍“解衣露足”，冻僵而没有知觉;夏试酷暑难当，而又不敢饮茶，恐污试卷，然“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无恐”。

天启四年(1624)，以“君子坦荡荡”一文被主考官丁天行赏识，举乡试第四名。但由于主考官丁天行与郝士膏在题目中有影射魏忠贤阉党干政的字句，而艾南英在文中亦有讽刺魏忠贤之语，此事触怒魏忠贤，将主考官削去官籍，艾南英也因此被罚停三科。崇祯时艾南英曾被特诏参加会试，然始终未能得中。其间原因，难以明究。但其文名却与日俱增。南英生当明末，目睹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未免恃才傲物，愤世疾俗，他人多畏其讥评，时相倾轧。这是艾南英仕途偃蹇的重要原因。

艾南英虽在科举的道路上屡屡碰壁，但是却在八股文的出版方面大放异彩。他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将“以古文为时文”作为他的八股文理论，纠正当时时文千篇一律、抄袭模拟的现象，倡导质朴淡雅，浑朴简洁的行文风格，反对文辞清俊巧媚，空洞无实。艾南英将自己的八股文理论作为标准，来进行选文工作，并且领导豫章社，教授士子以唐宋古文的行文风格，来写作八股文，江西士子纷纷效仿，轰动一时。艾南英还将自己的八股文理论作为与其他社团争论的武器，捍卫了自己的文学思想。

艾南英少时作文学秦汉，后走上唐宋古文一途，他在《序王子翠观生草》中说:“予七试七败，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改而从震泽(归有光)、毗陵(唐顺之)，成弘正大体。”艾南英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修习唐宋古文，为文朴实无华，而时人却以为其江郎才尽，可见当时唐宋古文一道，已不为人所重。至于艾南英不学秦汉的原因，他认为秦汉“以其去古未远，名物方言，不甚近人，必尽肖之，则势必至节去语助，不可句以为奥。疏枝大叶，离合隐见，寓法于无法之中，必尽肖之，则必决裂体局，破坏绳墨。”所以艾南英认为，学秦汉者因为其“去古未远”，而难免会落入模仿的窠白。这也成为他排诋“前后七子”的理论依据之一。他认为应该借助于唐宋古文，作为学习秦汉的途径。因为在他看来韩、欧、苏、曾等古文大家“存其(秦汉)神而不袭其糟粕，二千余年独此公能为秦汉而已。”也就是说，唐宋诸大家能够存秦汉之神，而又没有名物、文字古奥难懂的缺点，所以艾南英弃“秦汉”而从“唐宋”，并非因秦汉文本身，而是学秦汉者对字句生吞活剥，使得秦汉古淡之气亡，而唐宋诸大家存秦汉之神，质朴雅洁，既是学秦汉古文的舟楫，也可以避免当时前后七子复古的弊端。

此外，艾南英对六朝柔靡之风深恶痛绝。他认为“织诡靡丽不足登作者之堂，何也?文至于句而求之，而后以为工，则其用力不已迂，而其自待不亦浅乎。”所以他要用浑朴高洁的古文，来救正天下为文者。他在《与周介生论文书》中说道:“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重也;文之卑为六朝者，轻也、渺也、诡也、俊也、巧也、排也。”所以他要求为文要简洁，只有无法用内容充实的文章才会在文字上下功夫。清俊巧媚之文乃是逃“空”之拙技。所以与之相应，艾南英对文字要求“洁”，他在《金正希稿序》中提到:“文必洁而后浮气敛，昏气除，情理以之生焉。”八股文大家金声是艾南英十分欣赏的，认为“正希(金声)之文不悖于古人者多矣，而独以洁以敝之。”艾南英所要求的“洁”就是要求文字“以朴为高，以澹为老”，不好为奇，文从字顺而非刻意矫饰使之奥，古朴淡雅而非刻意雕琢使之靡。

艾南英除了是一位八股选家之外，还是一位史学家。有评论道:“震川(归有光)不成《宋史》，东乡(艾南英)不成《明史》，吕御儿(吕留良)不成《知言集》，是宇宙间三大缺陷。”"他著有《古今全史》一千余卷，可惜遭到兵火未能流传。他与汤显祖、曾异撰、徐世溥共修《宋史》，收录宋代野史十余簏，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刊刻流布，累易其主，不幸散佚而亡。此外还有《列卿年表》《贡举志》等著作，皆亡佚，所以艾南英的史学主张和理论一直未能得到重视。

艾南英认为，作史书之人，诸如左丘明、司马迁等，“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艾南英自己也一生于科场抑郁不得志，故著史书以发感慨。他在《皇明史采韵语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明兴二百七十余年，人文辈出，独史学不逮古人。天下所借以见先朝之什一，赖有雷司空(雷礼)、郑端简(郑晓)二书耳。然吾犹憎恨司空阙志载，而端简序述过简，传体又多未备。有能继史迁之业，而记注当代者，尚有望于后之人。”

由此可见艾南英对于修史的见解，亦可以大略想象艾南英所纂修的《古今全史》及《宋史》之大概。

艾南英还是一位抗清志士。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北京、南京，威胁江西，江西缙绅皆劝益王朱由本举兵抵抗清军。由于益王年少不懂武事，“乃悉以战守机宜，委郡藩永宁王慈炎及罗川王某主之”。于是艾南英应罗川王之邀，与东乡艾命新一同商议，决定募集兵力抗击清军。刘琦、杨独龙、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在艾南英家中歃血为盟，后得义勇军七、八千人，一时士气锐不可挡。当兵势大振时，有明宗室保宁王从河南来，好谈兵，永宁王十分信任他，留为己用。而保宁王却暗自与清将王体忠勾结，里应外合导致东乡失守。艾南英又与曾亨应、揭重熙募兵守抚州。然兵未集而清军先到，抚州失守，曾亨应以身殉国。艾南英则与揭重熙前往福州投靠福王朱聿键，并呈《十可忧》疏，被福王任为兵部主事，后为监察御史。艾南英死后不葬清朝土地，以一棺木挂树，终其一生。直到康熙末年，蔡衍鎤呈《上满开府请葬艾东乡书》，艾南英的棺柩才由其侄孙艾为珖接回，终于魂归故里。

艾南英极少写诗。从他的《论文诗》看来，风格近宋，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很明显。有《天佣子全集》十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