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春晓》


    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出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


    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


                             在我床头前面
                             横着一道月光。
                             或许，这是霜？——
                             自己颇费猜详。
                             我把头颅仰起——
                             望着窗中月亮，
                             我把头颅垂下——
                             不禁想念家乡。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吉托维奇却把他的杰作译成了可笑的“现实主义”小诗。诗人仿佛喝醉了酒，要跟什么人争吵似的，眼睛盯着窗户，却不清楚究竟要看什么。随后在床上做起了体操——抬头，低头，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翻译家吉托维奇信守一条原则，总是把汉语诗的一行译成两行。在阿伊斯特看来，这种方法很笨拙，并不可取。

　　阿伊斯特对吉托维奇译作的评价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样有些偏激，对他们喜欢的人，赞赏有加，而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其实，吉托维奇是个严肃认真的诗歌翻译家，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译诗集，他的译著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得到著名汉学家的肯定，比如费德林对他的译诗就很欣赏。他翻译中国古诗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否定与抹杀的。

　　话说回来，布罗茨基喜欢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国大学讲课，曾向他的学生推荐李白的诗，建议他们阅读《长干行》。他认为李白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堪称哀歌当中的杰作。

　　布罗茨基不仅喜欢李白，也很欣赏诗人王维，说来有趣，因为他觉得，王维的名字汉语发音很像英语的OneWay。而Way就是“道”，是《道德经》的“道”。王维有一首诗《鹿柴》，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布罗茨基很欣赏这首诗，把它译成了俄语，回译成汉语如下：



                             山上无人，不见人影的山。
                             只听得见山中溪水流淌的声音。
                             月光穿过树枝茂密的空隙
                             在紫色苔藓上留下奇妙的花纹。



    除了孟浩然、李白、王维的诗歌，布罗茨基还翻译过杜牧等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大都是唐朝诗人的绝句。从本质上说，他以诗人的眼光与胸怀进行了独特的体验，并用另一种文字给予再现，他的译诗语言富有诗意，具备自己的特色。他的翻译方法较为自由和灵活，但与原文对照，时有出入，可谓有得有失。

    除了唐诗，布罗茨基还喜欢老子的《道德经》。他也渴望访问中国，想踏上产生了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的土地，可惜他在56岁时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他曾收到中国台湾的约请，可惜未能成行，这大概也是他临终前的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