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花瓶——音乐剧

□欧南

如同麦当劳，肯德鸡一样，自从2002年上海大剧院第一次引进音乐剧《悲惨世界》以来，音乐剧这种以流行歌曲、舞蹈，杂耍为一体的城市文化快餐便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其演出场次之多，除了解放前的国剧——京剧可与之媲美以外，实为建国以来商业演出的舞台剧所罕见。

如果说刚开始的《悲惨世界》仅仅演出21场，还处于谨小慎微的试探性的话，那么到2004年，《剧院魅影》以演出近百场而创造了中国内地演出市场的奇迹。这个跨越只有2年时间。当然，如果不是03年由于“非典”而影响了《猫》的演出的话，音乐剧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在上海、北京等地打开了市场，其势头之猛烈，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这种盛况。

时至今日，所谓的四大音乐剧除了《西贡小姐》之外，《猫》《悲惨世界》《剧院魅影》等都已经先后在京沪两地粉墨登场。除此之外，为了迎接这个新生事物，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先后专门成立了“音乐剧系”和“音乐剧表演教学工作室”，在原料还不充足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内和国际接上了轨道。

在音乐剧如此兴盛的当下，我们来看看音乐剧究竟是什么？音乐剧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英国，它的前身是流行于19世纪的轻歌剧（也叫小歌剧）。但比起轻歌剧来说，音乐剧的产生完全是一次全新的资产重组，它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利益。这就好比疯长的城市高楼并不是为了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而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追求一种标志性的品牌，它的目的是制造，是不惜一切的消灭个性，消灭独立的个体感受，让芸芸众生捧着爆米花在剧场裂开大嘴傻笑。

故此，音乐剧虽然产生于英国，但开花结果的却是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在这块刚开发不久的处女地上，更容易批量地制造出大批懵懂的观众。20世纪，美国百老汇的歌舞剧曾经风靡一时，撇大腿扭屁股，这种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舞蹈动作不但战胜了传统的芭蕾舞，也征服了全世界。这种转变或许是惊人的，是还沉湎于传统审美观的老夫子们所无法理解的，但事实就是这样，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拿它没办法，现代人不会傻乎乎的在雅典的大街上听苏格拉底的疯谈，即使像伯恩斯坦这种传统音乐的行家里手也会兴高采烈地写一曲《西城故事》，让古典音乐的殉道者们恨的咬牙切齿。

事实总是无奈的，音乐剧是城市生活的添加剂，是渲染品，它的手段不是朴实的艺术所必须具备的真实，这是艺术的生命。音乐剧是城市消费的商品，撇开装门面的艺术不说，它其实和一道精心准备的大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音乐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矫揉造作，它甚至不像为艺术而艺术那样，有些矫情，但毕竟还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音乐剧就像一块汉堡那样，把各种材料压制成一个平面，味道鲜美却没有营养，它只是让人不假思索地大口吞下，至于吞下之后的感受无关，只要肚子填饱即可。

音乐剧有众多的舞台元素组成，戏剧、音乐、舞蹈、灯光等等，但没有一个元素能显示出艺术的那种特殊的含义，那种独立的，不在乎客体是否能感受、能明白的艺术行为。纯艺术多少是有些霸气的，而音乐剧恰恰是一个绣球，它需要所有人来参与才能牢牢的控制市场，赢得利润。

正如罗兰·巴特尔在《布尔乔亚的声乐艺术》一文中曾经描述过布尔乔亚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指布尔乔亚艺术）基本上是描述体貌特征的，它不断强化的不是感情，而是感情的符号”。音乐剧正是刻意的打造这些符号。音乐剧策划者们所操持的语言和艺术完全无关，我们来看上海大剧院一位领导所说的话，“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使上海大剧院成为中国音乐剧产业运作领域中最重要的产品运营商和集成商，使上海成为继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之后的亚洲音乐剧产业发展的新兴城市。”这种话语多少有些50年代的余韵。当然，这里我并无任何揶揄的意思，只是想说明音乐剧和艺术无关，说白了它无非就是一座城市的面子。其意义无外乎一个成功人士必须要配备汽车洋房一样，少一样都是丢面子的事情。

音乐剧产生于城市，虽然从艺术上来说，并不值得我去关注。对于我来说，讨论音乐剧的艺术价值纯属多余，这是艺术制造商的买卖，有人愿打，有人愿挨，不亦乐乎。这是他们双方买卖上的合作，与我无关！我只是对音乐剧所产生的现象有些兴趣。为什么比音乐剧好的多的歌剧这么多年下来仍然冷冷清清，在我的记忆中，上海十多年下来所演出的西方经典歌剧很少有超过三场的，一部歌剧的投资起码500万，但它的回报几乎等于零。歌剧真的没有人欣赏吗？我一直心存怀疑，当然，歌剧和音乐剧无法抗衡是个事实，毋庸讳言，但不至于如此冷清。

对于歌剧我们暂且不论，歌剧进入国内市场已有几十年，但面对音乐剧，几乎未经抵抗就缴械投降了。可叹的是，歌剧并不是败在艺术上，而是败在观念上，文化差异上，更是败在商业上。

我最早看到的关于音乐剧的专著是01年出版的《音乐剧，我为你疯狂》，撰写者是国内著名的音乐学者，不要说书的内容，看书名就使我感到惊讶，这种赤裸裸，对商业艺术膜拜的烦躁心态，不是一个专业音乐学者的口吻，这种“疯”从何而来，“狂”又为那般呢？显然，商业已经驱使人们急不可耐的开始改朝换代，鸟枪换炮了。

02年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大剧院听音乐会，看见剧院门口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悲惨世界》的演出海报，记得很清楚，当时还和朋友说，演出21场，简直开玩笑，谁会来听呢？事后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没能和那个学者那样“疯狂”，那样有远见。连音乐剧王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也曾经对《悲惨世界》在上海是否有市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上海没有能够消费那么多场次音乐剧的观众群，没有好的演出场地。也没有能够合作的好的商业伙伴。但等他亲眼看见《悲惨世界》在上海大剧院大获成功后，马上拍板要和与之合作。

音乐剧在上海被迅速被接受几乎是瞬间的，令人惊讶的，也就是说事先并没有多少媒体在有意的宣传它，也没有多少人看过音乐剧。而我们的怀疑多少是被习惯性的思维所制约，对纯艺术的观念一直是阻碍我们清醒地认识市场，认识观众选择艺术的原因。

《悲惨世界》的成功触发了音乐剧演出的狂潮，其后的《猫》《剧院魅影》《狮子王》等在京沪两地均以大获成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音乐剧一夜之间的走红似乎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看到了商机，在艺术市场疲软的今天，音乐剧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砸得我们失去了方向。国内几乎一窝蜂也开始制作起音乐剧，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到，在商业社会里，那种草台班子的水准，即使怀着极大的热情，换来的也是观众的冷漠和拒绝。商业是拒绝粗糙的，虽然在艺术上音乐剧的形式大于内容，但观众有多少是冲着艺术走进剧场的呢？音乐剧本质是消费，是豪华的剧院大餐，观众走进剧场只是为了在绚丽的灯光，舞蹈和轻歌曼舞的演唱中放松神经，他们看重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制作，精良的制作是音乐剧的生命，也是它的卖点。巨大的投资也就是巨大的回报，这是简单的商业运作规律。

音乐剧在西方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有着一整套完备的商业运作机制。在音乐剧的制作上无不表现出它精心设计的一面，而国内只是看到了它成功的一面，不曾设想，同样在商业社会里，音乐剧要想获得成功其实比纯艺术要难得多，纯艺术可以不计成本，可以不需要观众，但音乐剧必须考虑观众，由于投资巨大，如果失败的话，那无疑自掘坟墓。所以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对上海市场的怀疑，正是表现在商业回报上的忧虑。

国内这些年动辄的跟风，正是缺乏对市场的远见，缺乏对观众心里的揣摩，以为只要服装华丽，演唱动听，再邀请几个大牌的歌星就是所谓的音乐剧了，就会有市场。但无论是港产的《雪狼湖》，内地的《狂雪》《周璇》等，虽然在宣传攻势上不亚于舶来的音乐剧，但观众还是寥寥无几，区区的演出几场便偃旗息鼓了。

这些年，我们一直把浮躁挂在嘴边，认为现在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是因为缺乏了平常心。但我一直对这种观点报以否认的态度，浮躁只是一种情绪，事实上它对艺术的优劣并无多少影响。从艺术上来说，真正把艺术当作生命的不过是少数人，古往今来几乎一样，他们艰难的固守在理想之中，传承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精神。而对于一般的通俗艺术，它需要的并不是理想，而是是否能被接受。这就需要投资者对于市场的眼光，这种敏感的商业素质促使了他们的选择。

大众艺术有其自己的规律，用艺术的价值观去评判它并不可取。伏尔泰曾经说过：“人们去看悲剧是为了受感动，而去听歌剧则不是因为别无他事可干，就是为了帮助消化”。音乐剧就是帮助消化的，它只关心娱乐，不关心使命。音乐剧在城市仅仅是充当高级花瓶的角色，它就像一个美艳，矫情女子的眉眼，缺少了这种质地，也就激不起人们的兴趣。内地音乐剧的失败，其实就是缺乏对于商业艺术的理解，缺乏对观众心里的揣摩和把握，甚至有人把音乐剧当成是高雅艺术来看待，更是贻笑大方了。

最近在报纸上有一篇文章不无忧虑地谈到，音乐学院第一届音乐剧专业的学生即将毕业，他们的出路在那里？上海根本就没有专业的音乐剧剧团，而那些精明的商人也根本不相信国内能制作出好的音乐剧，这倒并不是崇洋媚外的心里，而是事实。投资必须要有回报，非常残酷也是无奈，这或许才是浮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