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战争也非常频繁。一旦有战争便会有征兵，被征去打仗的士兵，不管有没有战事，都要留在军营中。古语云，食色性也。只要是正常人，都需要解决生理问题。以前解决这个问题的高招，就是《汉书》中提及过的随军“卒妻妇”。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在《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有一句“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徒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李陵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这些被李陵“皆剑斩之”的女人，就是《汉武外史》中那句“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中的“营妓”，与唐代诗人皮日休那首五言古诗《卒妻怨》所描述的“妻妇”完全是两码事。

公元前99年，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行进三十天，在浚稽山扎营，被匈奴三万多骑兵包围。李陵军驻扎在两山之间，以大车作为营垒，匈奴见汉军人少，径直扑向汉军营垒。李陵挥师搏击，千驽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匈奴军败退上山，汉军追击，杀匈奴兵数千。其间有着一个细节：部队打着打着没什么战斗力了。李陵说：“我军士气不如前，又鼓不起来，是何原因？莫非是军中有女人么？”原来，军队出发时，有些被流放到边塞的关东盗贼的妻女随军作了“卒妻妇”藏匿在车中，李陵很不喜欢带“卒妻妇”出征，把她们搜出来，统统用剑杀掉了。

李陵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得力战将，家学渊源，带兵有方，本应做为一代名将流芳百世，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匈奴战俘。李陵投降后，匈奴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对他予以重用。李陵所率领的军队中出现的“卒妻妇”，就是堂而皇之地公开化了的“营妓”，也即是随军的军妓，这些军妓多为罪人之妻女。在古代，男人一旦获罪，他们的妻女大都会流放涉边而沦为妓女，因此这些“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必然是一群因丈夫获罪而流放到边界上的女人，结果随军成了军妓。有文献记载：“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不论卒妻妇在兵制的正常规范下是否进入军队正式编制之中，她们参与军事生活和战争实践的事实是不可以否认的。认识汉代军队中“卒妻妇”的真实身份，有益于了解当时的军制结构与边塞社会。

这些“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不管是称为“卒妻妇”还是称之为“营妓”，她们随军的主要职责就是献技、呈身与侍宿。在古代，作为随军妓女，并不仅仅是含泪卖笑以供将士们娱乐和泄欲，而是白天充当杂役，为军队保障后勤，晚上陪酒侍寝，充当将士床上的泄欲工具。战争的残酷和女人的温存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二者往往同时出现。白天作战，晚上做爱，这似乎是对行军者最合乎人情的犒劳。

汉时这种随军军妓，其实早在战国时代的越王勾践时已经出现过。《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已经点明了“卒妻妇”这层意思。《越绝书》则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看来，这就是“卒妻妇”制度的发端。“卒妻妇”的选择，勾践选的是国中寡妇，汉武帝则放过了寡妇，除俘虏之外，还专门选择罪人妻女，一个男人犯罪，他的妻女就会被送到军中。

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首描写“卒妻妇”生活的诗歌，恐怕是非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而莫属了：“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吟读这首诗歌时，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他们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芙蓉帐暖度春宵。当然，从中也不难看到唐代军妓随时应付“军中无事但欢娱”的卖笑生活的无奈和悲哀。

当然，这种随军“卒妻妇”的存在，并非极限于我国古代，外国古代的军队也同样存在。古今中外，形形色色，殊途同归。有资料显示，从1096年到1099年，随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妓女，多达五千多人；129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1567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曾有四百个骑马的军方妓女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