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经四百年沧桑的胡氏民居

天河注水，一个流传在民间数千年的美丽传说，用来命名一个有八千多年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城市，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天水市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素有甘肃东大门之称。这座美丽的城市，东侧陇山纵列，西面秦岭横贯，是祖国大西北的一方风水宝地，与大漠茫茫的苍凉风景形成了强烈反差。 

天水还有一个透视着茫茫历史的名字，叫秦州，是秦人先祖的摇篮，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伏羲氏的诞生地，哺育了伏羲、女娲，孕育了华夏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天水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雄踞丝绸之路交通要冲，北方山水的雄奇，与南方风景的秀丽交相辉映，大自然构筑了一幅奇妙天成的画卷。 

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道：甘肃人说到天水，就等于江浙人说苏杭一样，认为是风景优美，生产富绕，人物秀美的地方。在这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个人杰地灵的城市里，落满了层层叠叠的历史印痕，同样，理应保留着古朴久远的人文建筑遗迹。 

中国现代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因为一本宋代《营造法式》的天书一生痴爱古建筑，历尽艰辛找到隐藏在五台山深处的唐代木构建筑遗存，佛光真容禅寺。然而，他还是留下一大遗憾告别了纷纭人世。他在呕心沥血的《中国建筑史》中，曾经略显绝望地断言，中国古民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的住宅，殆无存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梁思成的关门弟子罗哲文就在天水这地方，意外地发现了当地人称为南宅子和北宅子的两处深藏不露的老宅院，这处胡氏民居的南北宅子，具有典型的明代官式风格、官式气派，自明代建成至今，仍然完好保持着差不多四百年前的原貌，这一发现，终于弥补了梁思成生前的一大遗憾。 

南北两处胡氏民居，又叫秦州大宅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极为稀少的民宅，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座连续四百年来始终没有断过香火的民居大院。这两座宅院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屋顶脊饰、砖木雕刻等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透过四百年的风雨沧桑，这座胡氏民居又有怎样的故事。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先后四次来到天水考察，每一次，他都会在这两座院子里盘桓许久、许久，他还邀来了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考燮，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专家阮仪三专程前来这座民居院落考察。罗哲文说，人们对民居不是太重视，它应推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居住在胡氏民居南宅子的，是宅主人胡来缙的第十八代传人胡承祖。保留完好的胡氏族谱告诉人们，胡氏家族的原籍在安徽省凤阳府的五合县，元代晚期，胡氏中人胡国用追随明太祖朱元璋从凤阳起兵，出战甘肃定西失利后，最终定居在天水的马跑泉。自此之后，胡姓的安微凤阳人便在此落脚生根。 

星转月移，胡来缙就是马跑泉的胡氏后代因诗书取士而跳出农门，最终走上明朝政治舞台的一支。公元1558年，胡来缙乡试中举，被任命为京城毗邻的大兴县知县。中举的前两年，胡来缙的儿子胡忻降生，胡忻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县度过的。胡来缙因政绩突出，被提升为山西省按察司副使，四品官员。 

晚清一代名臣、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天水人安维俊主编的《甘肃新通志.胡忻传》赞赏胡忻，公生而颖敏、弱冠沈毅有大志、举止异常…天水的马跑泉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民谣：牛头山，尖对尖，胡家出了伴君官。公元1589年，也就是万历十七年，33岁的胡忻中举，当上山西临汾的知县， 一干就是八年。

公元1596年，做了八年知县的胡忻被朝廷调往京城，任命为工科给事中，主管工程建设监察。调职前，当地百姓为他建了一座生祠，并送给他一座当地艺人精心雕刻的胡忻真人的木雕像。胡忻在京十八年，官职已经是太常寺少卿署正卿，主管国家与皇族的祭祀。署正卿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代理部长。 

万历二十四年，胡忻奉旨进京，官职是工科给事中，监察工程建设。翌年，紫禁城皇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毁了三座大殿。但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前后，明王朝历经了宁夏的哱拜之乱、西南的亳州之乱和援朝抗倭的万历三大征，明王朝已是外忧内患，国库空虚，胡忻辞官时三大殿仍静静躺在废墟中。 

胡氏民居北宅子，就是胡忻辞官回乡后兴建的。胡承祖的手头，现在还保存着那座穿越了四百年风霜岁月的木雕像和一本胡忻留在世间的《欲焚草》古籍。古籍里收集了胡忻从工科开始到太常寺离职期间写给万历皇帝的九十道奏书。公元1614年，时值明万厉三十九年春节过后，胡忻却突然再次上疏辞官。 

《欲焚草》一篇奏折：臣秦人也，请言秦包矿之苦，秦州僻处山陬，地瘠民贫，银矿虽有数处，矿脉微细，乃金矿则绝无也，辄令百姓包纳，始于村落，渐及城市，迄于今天无人不包，无地不包，恳请陛下，念此一方之民，查核秦州诸矿银之多寡，金之有无，量加豁免，庶矿额可完，民困可苏，地方幸甚。 

古籍《欲焚草》中记录了胡忻的乞归第十一疏：奏为微臣俸印久辞迄未奉旨，郁悒不聊，恳乞圣明立断以体下情，以弦主恩事，臣自客岁六月始以感病请归，继因人言请勘，屡疏渎奏，一允无时，故于十月十一日辞俸辞印，计皇上必怜而亟允也。为大明王朝尽职二十三年的胡忻在风烛残年之时回到秦州。 

门头上写有副宪第三个字的南宅子座落于天水市秦州区热闹大街间的南侧，门外临街有一株粗壮的百年古槐，当地人俗称为大槐树下。这个宅子整体形制与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组合，由天井、前院、中院、后院、书房院、后花园等组成。粗大的柱子和脊兽，宽大的走廊，是普通的民居少见的。 

南宅子柱头以及栏额和雀替上的木雕饰，线条粗犷流畅，虽无南方徽派民居上的精雕细刻，人们却可以看到一种兼容了西北建筑风貎的京城官邸模样。正房五开间显得十分阔绰，东西两边厢房装饰的透雕花草纹饰，枝叶连绵不断。整间宅院布局方正大气，陈设典雅，是我国境内罕见的古民居建筑宅院群。 

《秦州志》中有一篇胡忻辞官回乡后，所撰写的《秦州修桥建城碑记》。一个做了太常寺卿的官员衣锦还乡，不仅引起百姓轰动，更是引得地方官员争相前来拜访，为家乡修桥建城写碑记自然不在话下。不仅如此，今天在天水瑞莲寺和凤凰山上，有两处石碑，还留有胡忻应来人请求而执笔撰写的碑文。 

在父亲修建的宅子里，南宅子的第一进和第二进院落是胡忻日常居住会客的地方，东边的两进小院，一个是胡忻整理奏章的地方，另一个是两个儿子胡汝芳和胡汝荐读书应举的书房，一条通道把宅子分为两个部分，通道的东面，是仆人的住宅和外来朋友的客房，后面还有一座绣楼，是未出嫁的女儿住的。 

公元1615年夏天，胡忻修建的新宅邸落成了，因为这座新宅位于南宅子北面，当地人便习惯地称为北宅子。从现存的前中后院以外，北宅子还有五个跨院。按照明朝的礼制，儿子的官阶比老子大，北宅子建筑的规模也比南宅子大。北宅子的建筑风格，该大气的地方会特别大气，该精细的地方会特别精细。 

门额正书太常第的北宅子构思缜密，布局严谨，是一个由七个三合四院构成的一处完美的明代建筑群落。宅院平面呈矩形，分东西两处院落，大门设在宅院之东南角，是一座三开间歇山顶三架檐楼式建筑，主厅楼是重檐硬山顶木结构两层楼，屋面设正脊一条，垂脊四条，各脊端置有吻兽，俗称五脊六兽。 

北宅子严格遵循大明礼制，主体建筑为五开间、五架梁，抬梁式五架梁用通柱，梁材硕大，下层前后出檐，用六根粗大方柱做檐柱，让人看上去显得屋大廊宽。厅楼上层檐柱间，镶嵌着雕花栏杆，每间各有栏板及绦环板五面，每面以减地浮雕的手法做出一组团花图案，有各种花卉，图案雕刻精细但不繁褥。 

北宅子虽是四合院形制，但却不同于北京的四合院，北京四合院无论正房或厢房，均为马鞍架构造，而北宅子除了正房与倒座为马鞍架构造外，两侧的厢房则采用了俗称一坡水的天水民居构建方式，而这一坡水的结构，恰巧适应了当地干旱少雨的气候，是人文关照，正好充分反映了建造者的聪明才智。 

天水地区是伏義文化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天水市的西关有一座始建于元代，明代重修的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庙。伏羲被我们中华民族尊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和西方亚当、夏娃创世纪的故事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人文始祖伏義、女娲，史料记载，人们从先秦时就开始祭祀伏羲了。 

原始部落社会时期的伏羲，一副大目、山准、龙颜的长相，教民渔猎畜牧，创造书契，钻木取火，始创八卦，旋定历法，始创嫁娶…伏羲庙院落中的柏树，共有六十四株，取意伏羲先天天六十四卦方位排植。在老百姓的心中，这些柏树就成了伏羲旨意的直接体现者，倘若哪一株树叶最多，就是喜神树。 

秦州城北的卦台山，相传是伏羲创制八卦的地方，远远看去，卦台山犹如一条巨龙，从群峦中探出头来，翠拥庙阁，钟灵毓秀，气象不凡。由于卦台山距离秦州城较远，平时香客不是很多，相传，卦台山是天下第一签之所处，求签占卜，极为灵验。登上卦台山远眺渭河，河中心有滩地数处，形似太极图样。 

二、刻录两千载风烟的大法王寺

嵩山，以其自然造化的得天独厚条件而成为人文荟萃的五岳之尊。嵩山拥有我国最古老的地质形态，它山峦起伏，峭拔险峻，雄峙中原；它东依郑州，西抵洛阳，北临黄河，南靠颖水，是古老华夏聚居的中心地区。黄帝和大禹常游于嵩山之巅，夏商周皆立国都于嵩山之下。古老的大法王寺就位居嵩山北麓。 

《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夜梦金人，派遣使臣前往西域。使臣在西域大月氏国遇见正准备前往东土传法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迎请他们带着佛教经卷来到洛阳。据传，汉明帝起初将两位高僧安置在鸿胪寺，两位高僧奏请汉明帝在嵩山太室山下另建菩提道场，汉明帝赐名大法王寺。 

嵩山大法王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建立的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清代学者景日珍在清代初年重修大法王寺寺碑里述说，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曾经建立了嵩阳之法王、嵩阴之慈云、洛都之白马三座佛教寺院。大法王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即公元71年，比同处嵩山之麓的少林寺还早424年。 

环天下皆山，惟嵩高当天地之中，占名山皆寺；惟法王据形势之最佳，嵩山七十二古刹，刹刹皆朝法王寺。大法王寺背靠嵩岭，壁立千仞，左右两峰护卫，排列如拱，整个地形仿佛一张龙椅，坐北朝南俯瞰天下。法王寺被称为嵩山第一圣地，是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创建的，同时，它还地处嵩山的风水宝地。 

中秋之夜，文人雅士常云集法王寺。站在大法王寺的西方圣人殿前向东眺望，有两座山相向对峙，形如门阙，号称嵩门。中秋之夜，在此处可以看到皓月初升，恰似悬于嵩门之中，故成嵩山八大景的第一景，嵩门待月。月满嵩门正中秋，在古代典籍中留下了许多佳话，白居易曾有诗称赞：嵩门待月不忍归。 

法王寺寺内甬道两侧，有两株千年以上的银杏树，相传为当年摄摩腾和竺法兰亲手种植，是法王寺的一个标志。释迦牟尼圆寂后，是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的，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没有菩提树，就把银杏树当作菩提树。银杏树树龄漫长，历经岁月风霜而生机往复，象征佛法无边，因果循环，寺庙广为种植。 

大法王寺依山坡地势而建，从山门开始，梯次升高，中轴线上居中为大殿，两侧为配殿及僧房，共分七进院落，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般寺庙内地藏殿均为配殿，大法王寺则将其升格建于中轴线上，成为与供奉佛陀地位相近的七大正殿之一。地藏王菩萨掌管生死地狱，警示世人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把地藏作为主神供奉到正殿中间，法王寺成了地藏菩萨的道场，每到地藏菩萨生日的时候，都要在法王寺做大型的佛事活动。在法王寺最后的卧佛殿内，设有特大的缅甸白玉卧佛一尊，重近四十吨。大法王寺在建筑布局上继承了以塔为重点的早期寺庙布局特征，造塔供奉佛经，僧徒以塔为寺，绕塔修行。 

大法王寺周围现存六座塔，年代最为久远的被称为一号塔，矗立千年，映衬群山，堪称大法王寺的标志性建筑。中国早期的寺院，都是以塔为中心。南北朝的时候，塔建在中央，在它周围修建佛殿，构成一座完整的寺院建筑群；到了隨唐的时候，仍然是以塔为重点，嵩山大法王寺塔就是这种布局的代表。 

宋代赞宁所著《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有这样的记载：“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阳城侯刘峻在大法王寺出家，成为经皇帝批准的出身地位最高的中国第一代僧人。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刘峻这个名字如流星一闪而逝，但却印证了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和中国上层社会携手的不解之缘。 

公元六世纪，达摩将大乘教义带入中国，结合中国文化创立禅宗，在嵩洛地区广泛流传，法王寺和嵩岳寺、少林寺等，成为禅宗最重要的根据地。大乘禅法浩瀚无边，普渡众生，任何僧人都可以乘上浩瀚无边的大乘之车到达西天极乐世界，修成正果。达摩临逝，传法于神光，成为禅宗二祖，并赐名慧可。 

清康熙十二年刻《重修嵩山大法王寺碑记》记载：太室之阳有法王寺焉，昔神光说法，地涌金莲之处。《徐霞客游记》里也出现了地涌金莲的记载。现在大法王寺的大雄宝殿前，至今仍有铭刻着地涌金莲四个金灿灿字迹的石彻长方形小池，历经千年兴衰，水影清浅，供佛门信众追寻当年地涌金莲的盛景。 

大法王寺保存着一块高僧元珪禅师的塔铭。元珪是唐中期著名高僧，嵩岳寺和会善寺的主持。嵩岳寺原名闲居寺，是北魏宣武帝的皇家离宫，唐武则天和唐高宗游嵩山时，也曾把嵩岳寺当作行宫。嵩岳寺塔保存至今已一千四百多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嵩岳寺的主持，墓志塔铭却保存在大法王寺。

宋《高僧传》记载，元珪法师在闲居寺学毗尼，立意未已，后悟禅宗心要，开悟。开悟后的元珪法师对徒弟子素讲：“我始居寺东岭，我圆寂以后，你必须把我的塔建在东岭。＂大法王寺和嵩岳寺、会善寺仅是一岭之隔，嵩岳寺的东岭就是法王寺。也就是说，元珪法师始居法王寺，圆寂后也在这里建塔。 

宋《高僧传》叙述了一个故事，元珪弘法远近闻名，有一天，中岳神慕名前来，向元珪求教皈依之道。元珪说，不杀、不淫、不盗、不酒、不妄。中岳神回答，我掌管生杀大权，我已娶妻，我不可能禁酒…元珪说，不杀只是要求你不滥杀无辜，不淫只是要求你不纵欲过度，不酒只是要求你不酗酒乱性… 

唐代的时候，大王法寺的五祖弘忍年迈时，要挑选接班的六祖，他命众弟子各作偈语以逃择。大弟子神秀作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这个时候，寺院里面有一位淘米的小僧人叫慧能，慧能的偈语是这样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惊讶于这个平凡的小僧对佛教空无思想的理解竟然远远超出常人，于是，秘密地将自己的衣钵袈裟传授给了慧能，并授意慧能连夜逃离寺庙。一段时间，五祖弘忍没有上殿。上殿后，大弟子神秀问起传法，弘忍答之，得道者得之。神秀令手下遍查寺院，发现就缺慧能一人，连忙派人上路寻觅追杀。 

神秀一直觊觎传位，而且势力強大，派人追赶正在逃跑路上的慧能，企图夺回衣钵袈裟。慧能从此隐匿行踪，浪迹天涯，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逃亡生活后，在岭南站稳脚跟。继承了五祖衣钵的慧能有一句传世名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他提出顿悟学说，创立南派禅宗，成为一代大宗师。 

慧能走后，神秀法师以渐进为宗旨，控制嵩洛地区，创立北派禅宗。神秀法师认为，要修成正果，必须要经过艰苦的修行，日日修行，月月修行，年年修行，这样才能乘上大乘之车。当时，神秀实力強大，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甚至还被朝廷尊为唐王朝的两京法王，三帝国师，俨然是唐王朝的宗教领袖。 

南方的慧能主张顿悟，就是说，只要坚信就可以成佛，甚至，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顿悟成佛，抛弃了佛教修行中的繁文缛节，简便易行，甚至不必出家便可修行，它否认宗教权威，提出普渡众生，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理想，受到信徒的欢迎，南派的主张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南顿北渐，唐朝年间禅宗内部一场长达百年的教义之争，影响极其深远。这场大论战的结局，是南派迅速壮大，社会信众日渐增多，最终引起唐王朝的重视。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正式下诏，确认南派为禅学正宗。大法王寺作为禅宗的根据地，见证了南北归一的嵩洛禅宗，重树了在中国佛教界的主导地位。 

法王寺创建于东汉明帝，迄今已两千年。魏明帝巡游暂驻，更名为护国寺。北魏孝文帝在此避暑，唐太宗赐名功德寺。唐朝之后又多次赐名，五代时分为五院，直到宋仁宗赐名东都大法王寺。元、明后一直沿用大法王寺名称。法王寺的名称历史上多次变更，都是帝王御赐命名，正所谓，一寺五院皆皇封。 

《隋书》记载，隋文帝出生于陕西般若寺，幼时受尼姑抚养，因此，隋文帝对佛教一直抱有感恩之心。君临天下后，传说有天竺沙门向隋文帝赠送了一包佛骨舍利。隋文帝下诏分送全国三十州，全国共立塔一百一十座，建立舍利塔供奉。史料记载，隋文帝仁寿二年，在大法王寺建舍利塔，更名舍利寺。 

对一座佛教寺庙来说，供奉有佛舍利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在嵩山永泰寺，至今保存着一块重要碑刻，上面铭刻了隋文帝颁布诏令，在全国造塔供奉舍利的事迹。显然，大法王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建了舍利塔，并更名为舍利寺。法王寺中，现存六座宝塔，有元塔和清塔各一座，还有四座找不到文字记载。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建筑学权威来到大法王寺考察，当时，只是根据其形制进行推测，将法王寺一号塔定为唐塔。一号塔和陕西西安香积寺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在外观上的确很相似，后二者属于唐塔。隋仁寿二年和武德元年相隔只有十六年，隋唐寺塔的建筑风格应当是很相似的。 

嵩岳寺塔距离大法王寺仅一岭之隔，它建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与大法王寺一号塔相比，它们同样十分相似，全部由砖石砌筑，底层较高，二层以上塔身骤降，形成密檐式结构，而且，塔的规模大小也相当，都是十五层，约四十米高，两座寺塔建造的年代也一定很相近。 

在大法王寺的文献碑刻中，并没有一号塔的文字记载，一号塔自身也没有塔铭和碑记。不过，在大法王寺一号塔的塔身四面，各分布有六个方孔，地面上还残留排列着一些巨大的石墩，这就是说，一号塔的基座在古代曾建有一个塔棚，主要是保护塔身用的，因为它的塔身保存有释迦牟尼的像，下有地宫。 

在法王寺一号塔附近的树林中，还有三座塔，它们都是唐代建造的。三座塔均为砖砌，塔身不高，只有两三层，整体形状较为方正矮胖。这是我国唐代之后逐渐盛行的一种用于佛像塔台的建筑样式，建筑风格和盛唐时期崇尚华丽，讲究巧饰的时代背景相一致，而显得过于简约而庄重的一号塔却迥然不同。 

我国佛教塔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而修建的佛塔，一种是高僧塔。在佛教仪轨中，塔的层数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僧人的墓塔一般高度都在一至七层，佛塔一般都比较高大，塔高都在七至十五层之间。法王寺塔塔体比较高大，塔高十五层，当然是佛塔无疑，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上世纪后期，考古人员在陕西挟风法门寺地宫发掘出了很辉煌的一批文物，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随之，盗墓分子也由盗掘古墓葬转而盗掘古塔地宫。上世纪九十年代，盗掘文物之风非常猖獗。盗掘分子已经瞄法王寺并开始动手了。河南省文物部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法王寺塔进行保护性发掘。 

发掘的对象，起初是一号塔地宫。工程进行不久，发现地底下有鹅卵石，防范措施较強，而旁边二号塔曾被盗掘贼光顾过，盗洞和墓室只剩一砖之隔，不进行保护性发掘，这个墓室的文物会荡然无存。二号塔地宫位于塔基正下方，依次为踏道、宫门、甬道、宫室四部分，总长九米，甬道内共有三道封门墙。 

进入踏道内，发现多枚唐开元通宝铜钱，这成为判断地宫年代的最重要物证之一。进入宫室前，有一道石刻假门，半圆形的门楣上饰满花纹，左右门扉上各刻有一侍女，头挽双髻，体态丰腴，手捧器物，相向站立。塔室门是用石雕成的一块石门。打开墓门，宫室内的情景终于显露出来，地宫显得比较凌乱。 

地宫中所有木制结构全部腐烂坍塌，但大多数文物依然保存完好。迎面看见地宫北部须弥座上有一具坐化包骨像，彩绘袈裟依然可辨，双腿盘坐，双手叠压放在胸前，还用一个铁杆在他的脊背部对他的坐姿进行了固定，头部已经掉到胸部的前边。地宫内发现包骨像极其罕见，的确是一座纪念高僧功德的塔。 

大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现的泥塑包骨像，具有极高的考古学和宗教学研究价值。高僧入葬的形式，最普遍的是沿习释迦牟尼火化，然后将骨灰装坛子放入地宫。另外一种是坐化的形式，坐化时不会倒，表示功德圆满了，就把真身放在地宫里，有的上面糊一层泥，作为一种葬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包骨像。 

地宫中陪葬品有铜器、瓷器、陶器、玉石器、蚌器、琉璃器等二十多件文物。虽然文物数量并不多，但几乎每件都是精品，被评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的，数量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情形在考古界是相当罕见的。二号塔是一号塔后面树丛中三个唐塔中最小的一个，可见盛唐时期的法王寺是多么辉煌。 

一件鎏金铜炉，一出现便令人赞不绝口。它由炉盖和炉身组成，炉高38厘米，盖直径50厘米，造型厚重沉稳，通体鎏金纹饰繁缛华丽，有牡丹纹、宝莲纹、云尤纹；还有各种瑞兽，口衔灵芝，足踏祥云，形态各异。虽然埋没地下千年，鎏金铜炉仍熠熠生辉，炉内还有残余木炭灰烬，它的用途便是焚香礼佛。 

一件形状奇特，瓶颈细长而鼓腹的青铜净瓶，它通高只有十几厘米，可放于手掌中。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观世音菩萨手执净瓶，另一只手拿着柳枝，来到凡间普降甘霖。凡间红尘是不干净的，佛教讲究西方净土，净瓶里面流出来的都是净化凡尘的一切烦恼，使大家能够理解佛教的奥义。 

二号塔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瓷器，唐代瓷器的发展，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邢窑白瓷为代表，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瓷窑系统。出土的10件白瓷，有瓶、罐、碗这些用品，品相完整，釉面莹润，釉色纯白，是唐代邢窑中的精品。一件黑釉瓷执壶，也是唐代黑瓷里面的佼佼者，浑圆的造型很有大气的风格。 

地宫中出土了五个大小不一的黑钵，它们是高僧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的衣钵，嗣后代代相传。漆做的钵，只有汉代才流行。这就是说，这五个漆钵，是一代一代从汉朝传承到唐朝的。漆钵轻而结实，摔不烂，是一层一层的漆涂上去，把它塑造成型的。一般的僧人用来盛饭或化缘的，都是普通的陶钵和瓷钵。 

2000年5月的一个清晨，即将结束对大法王寺二号塔的考古发掘时，在处于坐化高僧包骨像的正前方，腐烂的木板尘土中，发现了一个古代侍女形象的玉石盒，人首鸟身，头梳高髻，作吹箫状，起初，人们不清楚它是何种器物，有何用途。精通玉器的专家一看却心中一震，是用珍贵的白玉做的，做工精致。 

中国有句古话，千年白玉变秋葵。秋葵就是黄颜色的，时间久远了，白玉自然就变黄了。古代侍女形象的玉石盒，虽然是黄色的，却是用珍贵的白玉做的，制作得相当精美，线条非常流畅。它刻的羽毛，头上的发髻，人物的形态，所有的线条，都是标准的唐代工艺，而且刻得相当细腻，还是加了彩的。 

查阅佛教经典，清楚了这个人首鸟身玉石盒的名称，叫做迦陵频伽盒。迦陵频伽是喜马拉雅山上一种神鸟，它以美妙动听的音乐被佛经认为是美音鸟、妙音鸟。在佛经的形象里面，它就是人首鸟身，飞翔在西天的极乐世界，使极乐世界充满欢乐。迦陵频伽盒的用途，除了作为供奉佛舍利的玉棺，别无二用。 

迦陵频伽盒被评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有关部门将迦陵频伽盒所盛的佛骨圣物移交给大法王寺。迦陵频伽盒的出现，印证了大法王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建造的最早佛寺之一的辉煌。千年之后，大法王寺重现佛教圣物，对于这座古老的寺庙而言，意义不亚于新生，大法王寺每年都要举行隆重法事以示供养。 

按照礼佛仪轨，高僧圆寂，没有资格供奉迦陵频伽盒，高僧塔的地宫中怎么会有佛教圣物呢。令人奇怪的是，二号塔及其附近的另两座墓塔，塔身上面的塔铭全部消失了。从现场痕迹上看，塔铭明显是人为磨灭的。宋代记载的金石辞书里边，其它寺院的宋代以前的塔，塔铭塔额都有记述，唯独法王寺没有。 

大法王寺一位法师，曾经在二号塔附近见到一块墓碑，不留意又将之弃于一角落而不为人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这块墓碑终于引起人们的重视，石碑是唐期会昌五年刻的释迦舍利塔葬志。碑文大意是讲，在会昌法难之际，为了保护佛骨圣物，两位高僧将其移藏于二号地宫，为防后人遗忘而立此碑文。 

墓碑提到的会昌法难，历史上确有其事。公元九世纪，唐武宗于会昌年间，实行灭佛政策，在全国拆毁寺庙和佛像，僧尼全部还俗，不从者捕杀。当时，另一个著名的寺庙，陕西法门寺供奉的佛骨舍利被抛洒于地。会昌法难之后，关于大法王寺的记载再不见提到舍利，大法王寺舍利塔可能也毁于那次劫难。 

墓志铭拓片上显示落款人是圆仁和天如两位高僧。对于天如，人们一无所知，有人猜测，天如就是那具舍身涅槃化作千年守护者的包骨像。圆仁呢，唐代的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中，中国僧人里面没这个名字，唯一的圆仁就是历史上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的日本著名高僧，圆仁经历两次渡海失败，入唐已是46岁。 

日本佛教史上有著名的入唐八家，圆仁就是八位入唐求法的高僧大德中的一位。他历经九死一生后终于登陆中国扬州，开始了他在中国艰难的求法历程，行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省的广大地区，把将近十年的见闻，用日记体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书共四卷，约八万字。 

圆仁51岁时，遇上著名的会昌灭佛，不得不离开长安，行脚历经河南洛阳、郑州赴山东，登船回归日本。古代从洛阳到郑州的整个路程约三百里，嵩山恰恰就在二者之间。日本宝光寺住持大岛龙玄说，在会昌法难之时，他一定是怀着一颗一定要将佛教圣物保留后世的感恩之心，参与了保护佛舍利的活动。 

在圆仁的入唐行记中，非常明确地记载，他从洛阳到郑州的行程是整整八天的时间。实际上，即使一天赶一半的路程，两天足以完成从洛阳到郑州的距离，中间的六天，也许，他参与组织了隐藏佛教圣物的秘密行动。然而，圆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却一点没有提及这个事件，显然是一桩历史悬案。 

法王寺现存这个唐朝会昌五年刻的释迦舍利塔葬志，是一个唐代墓志铭的非常典型的代表。从它的形态看，近似于方形，从它的花纹看，是唐代刻花的一个代表，它的周围的线叫富贵不断线。这就是说，如果这块神秘墓碑所记载的情况符实，恰好解答了大法王寺二号地宫为什么会出土如此精美文物的疑问。 

会昌法难中，圆仁也深受其痛，他最赏识的弟子惟晓于会昌三年病死，他也被敕令还俗，离开长安返归本国。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愤然写道：令人偏信道教，憎嫌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圆仁被迫离开长安，浪迹两年后，携带着在五台山与长安等处求得的佛教经典及诸多法器回到日本。 

归国后，圆仁入驻风景秀丽的比睿山，在山中设灌顶台，建造根本观音堂，法华总持院，还在常行三味堂提倡净土念佛法门。日本嘉祥五年，他被朝廷授与传灯大师法位，成为皇室内供的十位禅师之一。仁寿四年，他荣任日本第三代天台宗座主。圆仁坐化时享年71岁，清和天皇赐谥慈觉大师并为其建墓塔。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法王寺已是一片荒芜，除了两株千年银杏树，到处是残垣断壁，许多金石碑刻荡然无存。1987年阴历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日，释延佛住锡大法王寺，开始了法王寺的复兴之路。释延佛广种善缘，恢复寺院面积六万多平方米，重修殿堂五千多平方米，修复雕塑神像四十七尊。 

1996年，身任新中国成立后大法王寺第一位方丈的释延佛禅师到北京会见赵朴初。赵朴初对他讲，东方有灵山大佛，南方有天坛大佛，北方有云岗大佛，西方有乐山大佛，四方都有大佛，唯独中原没有。如果有能力，把中原大佛建起来，这也是功德无量。释延佛从此立下宏愿，四处寻找建立大佛的地址。 

释延佛禅师找遍河南各地为大佛选址，并用十年时间善行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在平顶山市鲁山县佛泉寺建造了高达二百零八米的中原大佛。别的地方是山大佛小，中原大佛是佛大山小，周围群山环绕，就像一盆莲花，佛祖就坐在中间。中原大佛耗用精铜3300吨，黄金108公斤，创世界上佛像铸造之最。 

释延佛禅师除了修建法王寺，建立中原大佛，还募资重修了河南鲁山佛泉寺、许昌铁佛寺、云南思茅普贤寺、广东广州隐贤禅寺，一偿多年的心愿。佛泉寺等四大寺院皆属于大法王寺的下院，也使大法王寺更加名声显赫。舍利塔的考证，地宫内佛教圣物的再现，预示着大法王寺这座千年古刹将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