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金圣叹全集》以周本为底稿而剽窃抄袭的证据

陆林的《金圣叹全集》抄袭周锡山1985版《金圣叹全集》的方式，是将周锡山《金圣叹全集》的出版本作为底稿，整体抄袭，然后在上面做极少量的改动（大多是没有必要的改动，在极少量的改动中，以《金圣叹评批西厢记》为例，还出现了大量新的错误）。

因此陆林《金圣叹全集》的底稿或者说原稿，是本案的第二重要证据。第一重要证据，是陆林《金圣叹全集》出版本中的抄袭证据。第二重要证据就是陆林的底稿。

因此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在5次交换证据和一次庭审中，每次都提出，被告必须交出抄袭的底稿。被告每次听而不闻，不予置理。原告强调陆林抄袭的方式是以周本为底本，被告必须交出底稿。被告每次都不理，是正常的，如果交出底稿就是交出了“罪证”。可是二中院审判员也坚决不理，对原告的要求和申述理由，置若罔闻。有一次原告在检查交换证据的记录时，发现书记员对这个要求不做记录，特地在记录稿上在醒目的地位、用颇大的字体，补上：被告必须交出底稿。法庭还是不理，判决书中也不提起原告的这个要求及其理由。

陆林声称他的底稿是原刻本，但没有证据，在原告的催逼下，被告在庭审当天上午才提供了证据：首图藏本《金圣叹西厢记》的全套复印本，并强调首图藏的《金圣叹评批西厢记》是其底本。可是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上午交换证据时，强调这个复印本，每页要交16元资料费，全书要1万多元，还要付高价复印费，“陆林怎么舍得？所以当时没有复印”。下午庭审时重复了这句话。这就证明陆林并不是像他所欺骗法庭的，是以首图本为“底本”；而且首图本不是原刻本，证明陆林并没有看到、也不知原刻本在何处收藏，他根本不是以“原刻本”作为底本。于是原告再次强调，陆林是以周本为底本抄袭的，并在当天下午庭审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被告交出底稿，如果拒绝交出，法庭就应该对被告作不利推定。

被告和审判员似乎没有听到似的，依旧完全不理。审判员在原告的坚持要求下，当庭要被告提供陆林到首图借书的时间和证据。

在2013年7月17日庭审一个多月之后，双方第五次在法院交换证据，被告拿出首图盖章证明的陆林在该馆查阅《金批西厢记》的记录（电子文本的原始记录电传稿或复印稿），原告当场提出，此记录显示的借阅时间，证明陆林绝对不可能在首图将此藏本全部抄录。这个事实证明陆林不是以首图藏本为底本，而是以周本为底本，陆林必须交出底稿。而且这个证明，也证明，陆林以周本为底稿，到首图去作全书校对也来不及完成。于是原告再次要求被告交出底稿。被告和法院，还是似乎不听见，就是不予理睬。

为此周锡山特于2013年8月28日向法院和二被告发出“凤凰出版社和陆林剽窃案两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欺骗行为（附件2份）”，罗列被告欺骗法庭的言行10条，其中占特出地位的第1条，即：

1、虽经原告多次要求，二被告拒不提供违权书的原稿、底稿；拒不提供与此相关的证据。

2、二被告声称用贯华堂原刻本为底稿，直到7月17日开庭当日上午才拿出首图藏本全套

  复印件（此为被告第三次出示证据，但不愿提交原稿审核），声称以此作为底稿的证据；对原告

  采取突然袭击式的“举证”。但又无证据可证明此书是底稿。

3、被告代理人在多次追询下，拒不讲清陆本底稿的面貌和状况。原告方在庭审时和庭审前

  后多次询问被告代理人：是否见过底稿，被告向他提供证据否？代理人都沉默，拒不回答。

  被告代理人7月17日上午强调说明：这次复印首图藏本全书，“每页要16元资料费，陆

  林当时怎么舍得”。当场承认陆林当时未用首图藏本为底稿。

4、原告方于7月17日立即对被告提交的首图藏本复印件表示质疑：封面“西厢词”，与内

  页不符；首图标明此书出版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与被告声称的底本是顺治刻本，完

  全对不上号（被告前言说明原刻本是顺治十三年）；此书复印件的内容与原刻本有不同之处。

  此书复印件又缺乏成书时间的关键的证明页，被告提供证据时辩说：原书此页残缺。  

接着又提出“被告和被告代理人的另有一些手法属于何种性质，请法院鉴定，以后在网上公布时也可取得更广泛的评论”，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个为：

1、被告的“证据”不遵守法庭规定的截止期，直到庭审当天上午才突然拿出首图本复印件，在庭审时竟然又拿出一批证据（被告提交的第四批证据），对原告大搞突然袭击。幸亏原告方都是真正的专家，而且反应灵敏，思维缜密，善于应变，每次能够当场给以有力反击，更且每次能将被告的证据立即转化为我方的证据。换做别的人，要大吃其亏！

从以上资料，可知被告拒绝交出底稿，得到二中院法庭的坚决支持。二中院在2013年7月17日庭审之后，拖延了漫长的四个多月，于2013年11月21日完成判决书，25日到达原告手中，判决书不提被告底稿是本案的重要证据，不理会原告的一再要被告交出底稿的要求。

2014年2月18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庭审此案时，原告又一次提出：被告必须交出底稿。被告是将原告周锡山出版的整理本作为底稿的抄袭本。

在庭审之前，原告还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去“证据保全请求”，要求高院规定被告保全抄袭本底稿，并交出底稿。

到庭审时为止，被告依旧没有交出底稿。

于是法官当场询问我：你讲被告用你的整理本为底稿，有证据吗？

我回答：被告出版的抄袭本提供了抄袭我的大量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可以推断为被告以我的整理本为底本。

实际上，陆林《金圣叹全集》的《后记》自己已经承认，他是周本为底本抄袭的，《后记》说：

从事著述的全面整理，无疑会促进深入了解作者本人，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只是如果案头已有前贤的整理之作，很少有人会另起炉竈重开张，我也不例外。

这的确道出了所有抄袭本的一个共同手法，以原创本或其复印件为底本，或原样出版，或做一些装模作样的极少数“修改”或加工。因为抄袭是偷懒，抄袭者绝对不会将几十万字、250万字的原书真的手抄一遍，或打字，根本不必这么费力。而且一字一字手抄或重新打字，就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抄袭的痕迹：有许多与原创书籍相同，与他谎说的“底本”不同的字，就不会出现了。有的字，如《杜诗解》中，周本因责编疏忽，没有发现“问”，错为“间”，看清样时失校，陆林照抄，这种离奇的相同就不会发生。

现在原告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即中华书局官网刊载《出版商务周报》记者原业伟的文章《继往圣绝学    出名人全集》（《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7月02日）的报道（现在网上还可以马上搜索、查阅和下载）：

 全集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还要几经修订。凤凰出版社副总编倪培翔以《金圣叹全集》为例介绍说：“1985出版4册《金圣叹全集》，影响大，发行量高，被思想界、学术界誉为‘思想解放的一个例证’，囿于当时的出版条件，校勘未臻精妙，2008年又重新请南京师范大学的陆林教授主持出版6册修订本……”

《出版商务报》和此篇报道的记者，皆不承认陆本《金圣叹全集》是原创之作，其引用倪培翔言论之前，先定性陆本是“修订”本，而非“一蹴而就”的原创本。

倪培翔自己也公开承认“又重新请南京师范大学的陆林教授主持出版6册修订本”，陆本是周本的“修订本”，不是自己重新汇编、校勘、标点后的新作品。但此版《金圣叹全集》封面和扉页不标明是“修订本”，作者则公然印上：陆林编校。

倪培翔承认是修订本，这就同时承认凤凰社将周锡山的整理本，给陆林作为底本，在上面略作改动（即所谓“修订”）而已。

陆林“全集”《后记》也公开承认周锡山的整理成果就放在他的书桌（“案头”）上，他就这样作为自己的底本（而不再“重起炉灶”）了。

于是，陆林本《金圣叹全集》以周本为底稿，由二被告分别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上海高院的审判长在庭审时，在原告的要求下，当场要被告代理人，交出底稿。被告代理人廖恬回答：陆林说底稿没有了。

这是被告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底稿没有了，是谁“没有的”？是凤凰社还是陆林？凤凰社如果将底稿还给了陆林，必须有证据。底稿没有了，也应讲清情况。

被告至今没有辩护说：底稿不是周锡山的整理本。他只说“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拿出底稿，被告为什么不说“没有了”，而是一直保持沉默呢？二中院审判员为何不像高院审判长那样追问被告，也同被告一起保持沉默呢？

原告还多次向二中院强调：陆林以周本为底本抄袭，是凤凰社将周本的成果背着原告赠送陆林的结果；凤凰社出版陆林剽窃抄袭本，因此凤凰社是本案的第一被告。

上海高院尚未判决，《中国知识产权报》的本案第二次专题报道，报道了本案进入上海高院审理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