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合阳前我心里还一直打鼓，过来干什么事，说什么话，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来到灵泉村一看，很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刚才和村干部说了，这儿有点像我老家的样子。大的黄土台原景观和我老家洛川相似，城防设置、村落布局、建筑特色也几乎完全一样。我们村过去有个说法，一是“财东多”，就是老百姓比较富庶；另一个就是“在外面干事的人多”，也就是有知识、文化层次相对较高一些。从灵泉古村中存留的街巷、祠堂、院落、匾额看，气势格局一点都不差，同样显示出丰厚的经济文化底蕴。所以心情非常激动，一路上我们走着看着说了好多话。

村名灵泉，山命福山，这个村名山名，也就把我的农史情思调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在村山命名上的体现。比如说韩城的党家村，这是村落的命名的初始形态。某家族徙居一地，往往以姓氏加上居地形貌命名村落，于是便有了张家畔、李家沟、高家峁等不同的村名。灵泉村，实际上已经在村落的命名中上升到一种高层次了，它已经把人们的一些主观祈愿加到入到村落命名里面去了，而且这个地方也确实有一些人杰地灵的意味。合阳我已来过许多次，这个地方与关中其他县市相比确实不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是合阳出的文化名人并不比其他地方少。党晴梵先生就是灵泉村人，当知道了这个以后，我是带着一种仰视的心态看待这个看似古朴的村落。党先生的学问做得很大，字也写得很好，声名在文史界如雷贯耳。他曾是民盟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我也曾担任过学校民盟副主委，没曾想到在这里遇到了自已的老前辈。所以这个村落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惜，在重视发掘既有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党先生的事迹我们也可以做出许多文章来。而且这个村落现在已纳入中国传统文化古村落保护名单、加上毗邻的福山3A级景区等等，有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与重视，一定会把古村落保护与利用这个事情做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是基于学科专业表达一点自己的认识。我有一个观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过去我们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一些传统村落会逐渐变成稀缺性资源。灵泉村是2013年评为古村落的，由于现代化冲击，实际上在合阳现在要寻找一个比较完整的古村落也已经很难了。即便是列入保护名单的灵泉村，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许多现代的要素。我看到有些墙体上贴了瓷砖、地面铺设了水泥，这些材料用来盖房子、硬化路面，在常人的思维里肯定认为比原来的土石材质要好得多。但是突然之间在一个古村落里面、一条古街道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些东西，像一个正常的人脸上出现一块癍痕、贴了一片膏药，觉得很刺眼、很不舒服。对这种稀缺性资源的破坏，人们往往是在不经意中进行的，但一旦造成破坏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我对灵泉村这么在意呢？因为我老家的古村落曾缘此而被完全毁弃。和灵泉村的情况一样，随着大家逐渐搬向新居，古老的旧村愈显得空旷、残破、苍凉了，但大致的格局与规模仍存。经村民与两委干部商议，认为旧村落既已废弃，不如把它复垦还田，反倒能有效增加农地经营面积。于是雇佣了很多台推土机，顷刻之间就把一个存续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个村落给平毁了。除了在重回儿时的梦境中或依稀留下些许印记外，一个生动鲜活的古村落就此永远消逝了。这些传统村落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旧、有些古老，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再过十年、二十年……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在这里看到这么一个古村落，大家就会眼睛一亮，那时候就很难找到这种传统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要从指导思想上把它视为稀缺性资源，而稀缺性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即使再重建一个灵泉村，那肯定不是文物了。这个东西它现在可能不入我们的法眼，但是相信它会随着时日的推进将来会越来越有价值。物以稀为贵，熊猫如果像猪猡一样遍地走的话，那就不是珍稀性保护动物了。就是数量太少，太稀缺，结果成了国宝。我们现在可能对于古村落，尤其是还比较完整的古村落，不要想这个东西马上能给我们赚多少钱，而是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一份珍稀标本。从这样一个角度上讲，我们关于这个村落的规划认识的层次就提高了。尤其不能基于赚钱的目的去做它，如果那样很可能就把这个村落糟蹋了，这个一定要谨记。

第三，这个村落我为啥感觉到非常亲切？我指导过的博士硕士曾经研究过关中农区的古寨堡，分析计算过古代农民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生存安全，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我们经常说农业民族是比仁弱的民族，仁弱是比较委婉的说法，那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一个国家要给自己“打院墙”，修了万里长城；皇帝要建紫禁城，要把宫墙筑高、护城河挖深；包括各级省、府、州、县也都是这个样子。具体到一个五口之家，一个小的四合院，也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由定居而形成的田地、房产乃不可移动之物，积累的金银、粮食、家具，只有通过筑高墙建深院来保证它的安全。所以农民世世代代为了保证他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所付出的代价与成本有时候是很大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甚至比给国家交的赋税、给地主交的地租还要多，因为维护生命生存安全是第一位的。遇到土匪、窃贼，生命与财产就都没有了。灵泉村几边都是沟，为啥把村落建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因为它居高临下，有险可守，在此筑城，外边的人很难进来。这个古村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农业民族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建起的一个活标本。灵泉村是这样子，新疆的交河古城也是这样子，它就是两条河中间的一个梁峁上建起的一座古城，藉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这个村子除了有城还有寨，城居是日常生活，遇到非常状况就逃离村落到寨中躲避风险。一个村中有城有寨子，还有地下通道，几乎构成了立体的全方位防御体系。我的一个研究生，专门做过韩城的古寨堡研究，咱们这个寨堡是土筑的，还有凿石烧砖修的更为坚固一些，但是凿石烧砖的投资投劳成本更大。学生把这个论文做完，自己感慨地说农业民族要保障自已的生命与生存安全，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写过，中国传统农民在保障自己的生命与生存安全方面的工程投入量，累积起来近乎天文数字。当然它不是一次建成的，而是祖祖辈辈日积月累中逐渐完备起来的，由于是断续和渐进的故常被忽略。过量的生命与生存安全保障投入，势必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生产扩大能力的弱化，惜乎我们的历史研究对此关注不够。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好了，不太能想象到城寨的功用，村落多建于平衍之地，几乎没有了城防功能。但是一家一户的院墙还是要有的，为的是关上大门，少些窃盗与不安全事件的发生，晚上睡个安稳觉。包括我们刚才看过的四合院，我们关中农民的四合院两边的厢房背墙都是立面。过去有的说法是基于风水说，两厢对应，“肥水不流他人田”；另外一个说法，是关中曾为畿辅重地，千百年来的大规模建设耗尽了林材，只能盖单边（厦）房了。我曾与一名著名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说这是基于农民安全的需求。厦子背墙搞成立面，等于把院墙加高，相对地增加防护的安全系数。如果院墙低矮，青壮小伙子手一撑就翻墙进去。所以这些东西，是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保证生命、生产、生活方面作出的智慧设计，是千百年来存留下来的一个活标本、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我看到这个村子有两个姓很有趣，一个是党姓，一个是支姓。我是搞历史的，对中国农村的姓氏做过一些研究，我们学校的年轻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经常会找到我，而且他们一般都会比较满意。有个许姓老师生了女儿，我说就叫许若言吧。若言放在一起即诺，小家伙高兴得不得了，自从学会说话一直就说我叫许若言字诺。我的外甥女生了一个儿子，姓何，我给命名何适，和胡适的意思一样。大家注意一下，党姓和支姓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基因，党姓一个是源于你们讲的党项，另外也和辽、金有关系。我们学校也有合阳籍的党姓、支姓老师，我和他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胡人。关于支姓，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联系的就是大月氏（DaRouZhi）。历史时期，他们出使或经商来到汉唐长安，娶妻生子乐不思归，久居之后也就融入中华文化变成农业民族。党晴梵先生的学问为啥做的那么大？一个是可能就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另外一个可能是受到了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些影响。讲到陕北的时候，经常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说法，那实际上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人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与优势显示，所以人家长得漂亮、显得帅气。大家很难想象关中这么一个地方，历史上留下来的域外或少数民族的姓氏为啥这么多？主要是当时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万国来朝。他们都是当时域外的优秀人才、王公贵族，与关中厚重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于是便涌现出一批优秀人物。关中留下来的这些姓氏透露出来的一些历史信息，是我们现在值得发掘的。党、支两姓，可以结合村史、族谱撰写，在这方面做一些学问。

第五，我到洽川时曾路过这个地方，认为这里刚好是县城去洽川的中间地带，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如果光游洽川，大家到那儿只看一些自然景观，从旅游的方面来讲吸引人的景点太少，留不住人。我们搞旅游往往只是靠卖门票挣钱，杭州，在十年二十年前很多文旅场馆已经不卖门票了，连著名的西湖景区也完全开放了。杭州的朋友和我算过一笔账，他说只要能让游客在每个景点能多逗留一两个小时，就累计加长了游客在浙江的时间链。多吃几顿饭，多住几天，实际上已经把几倍的门票收回来了，已经给整个浙江的社会经济与旅游财政做出了贡献。陕西的旅游资源，实际上比任何一个省可能都要多，但是陕西的问题是留不住人。所以你们搞合阳旅游产业的时候，将来一定把点、线、景拉长。将灵泉古村的保护开发规划，看作是县城和洽川景区中间的中转与联结点，这样的思考就比较到位了。

第六，灵泉既然是一个古村落，刚才我讲这是一个珍贵标本、稀缺性资源，现在合阳县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到底是以保护为主还是以旅游为主，一定要斟酌选择好。当然这两个东西在我看来也并不矛盾，旅游这一块儿也可以搞，但是千万不要像开发规划介绍中讲到的搞什么吊桥、停车场、餐饮一条街。这些规划和建设与古村落的保护冲不冲突，政府部门、文保机构允许不允许你们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搞了以后，人家下令必须拆除，那个时候就很劳民伤财了。当然现在有好多基于保护但是旅游也做得很好的例子，例如韩城的党家村，如果把那些村民全部赶走，让旅游部门把这个地方接管了的话，党家村说不定保留不下来。它的那个院落、村民就是原来的院落、村民，这里既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院落继续使用，同时又是旅游部门可资利用的旅游资源。把旅游收入的一部分补贴给村民，村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旅游部门的“驻村职工”。再比如陕西现在的旅游村做得最好的就是袁家村，人家从开始就是那个样子，现在也没有衰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许多复制的小镇都搞不起来。为啥呢？因为袁家村的那些村民们，有人到我家时，我们承担接待任务；没有人来的时候，我们在家中地里干活。袁家村每年的旅游收入里面都有村民的一部分分红，旅游有收入、农业继续搞，或是袁家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年初，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翁丁寨发生火灾，如果让少数民族继续住传统的村寨里，那个村落或许不会被烧毁。问题出到哪里了？就是村寨全部交由旅游区管理，给原住民一些补偿甚至让他们搬到城里生活。景区上班开门下班关门，夜间成了空寨，房子着火了没人发现，待我们的消防灭火设备启动起来以后，整个村落烧得所剩无几。经营古村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村民还在他原来的村落、院子里面住着。不然像今年阴雨比较多，有的院墙房子都快倒塌了。房子和人气、烟火是互养的，如果不动烟火，农村的这种房子比城里的水泥楼房更容易出问题。只要有人住着，整个房间就有生机、灵气了。

第七，就是避免同质化。你们刚才讲的那个福寿文化，这些东西可以有，但是绝对不要全部复制挪移过来。这个村子的特色，实际上就是党、支二姓族人在这里怎么繁衍生息、形成优良传统、教化子女成才的路数与办法。把党姓、支姓在不同时期的贡献挖掘出来，就有了一个吸引点。关中东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里存留的民族文化元素很多，大荔、合阳一带的拜姓、铁（帖）姓、钞姓、支姓、党姓很多，我的许多同事朋友亲戚中都可见到。大荔本身就曾是一个戎族的名号，叫大荔戎。像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在现代社会、在当地民间的生产生活甚至民风习俗方面都留下了某些作用与影响，这正是东府特色所在，正是我们值得挖掘的东西。现在那些所谓的特色小镇为什么维持不下去，很大程度上出在同质化问题上，成了沉重的包袱。避免同质化，算是我对大家的叮咛。

最后，我给大家提出来的是方案论证的专家系统要先行。当然一件事行不行、有没效益，需要政府部门、投资企业做出判定，而且他们的判断经常是很到位的。但是论证一定要有一个专家系统，而且这个专家系统要先行，而不是说个方案已经基本定型确定了，再邀请专家过来说几句冠冕堂皇的套话。实际上，专家论证系统的先行，可以让后面少走一点弯路。专家系统它实际上就起这么一点作用，他说的可能不中听，但是可以避免成型以后不可逆转情形的出现。我们做的这样一个古村落，花了很多钱，如果最后弄得古村落特色没有了，旅游上又没有搞上去，很可能没有办法向社会与百姓交代，甚至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所以我最后提的一点建议就是做好专家系统论证，千万不敢闭门造车。

赘言以上，谢谢大家。

                    （录音：郭建东；讲稿整理：王宇燕 2021年11月24日于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