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古今之辨、中国医药学的中西之别，这是一个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命题，也是我们农史研究的契机。如果没有西方的自然科学、农学医学这些东西传进来，中国的农业与医学会沿着自己既有的路径与理论体系继续往下走。那个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农业与医学体系之内，不存在也不必要进行中西异同的区别，充其量叫做中华传统农业、传统医学可矣。当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思维模式传进来，我们不能拿现代科学给传统农业、传统医学以充分认识解读的时候，发现了彼此之间的不一样，把西方传进来的叫现代农学，我们的就成了古农学；古代西方传过来的医药学叫西医西药，我们就叫中医中药了。

在农业方面，从目前能找到的大概有这个意识的，当是高润生先生。高润生大概是清末民初之人，是他第一次提出古农学这样一个概念。他当时想编一部《笠园古农学丛书》，这部书后来并没有编成，但是书名有了，序也写了。到了上世纪50年代，梁家勉先生到北京古旧书店淘书，发现并购买了高润生写的《笠园古农学丛书》序的手稿，现在成了华南农大图书馆与农史研究室的镇馆之宝。虽然时代并不早，但单就“古农学”命名这一点，便凸显了它在中国农史立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现在讲中国农业史研究百年，约数来说没有错，但仍可适当前推。从立学角度而言，似乎应从高润生算起。丛书乃汇刊群书而成套者，形式有综合、专门两大类型。高氏欲编《笠园古农学丛书》，当属农书专门类型，而以古农学而与现代、西方农学相区别。但是他的编撰计划、治学路径基本上还是沿袭中国传统的分类与考据学的方法。从1887年到1905年,罗振玉编成《农学丛书》七集。与高氏不同的是“大部分文章编译自外国农书,内容包括农业各门学科”,虽有一定数量的古代农书和当时某些州县对本地土产和实业的调查报告，但比例并不大。高润生、罗振玉要编的古农学与农学丛书，两相比照，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汇集存留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管用的一些经验、技术与文献，怎么去把它存留下来，这可能是当时就是农事研究的源头和动力。

当时的农史研究，是按照两个路径开始的。一个是沿袭传统的学术，我国农业历史资料卷帙繁浩，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基于自己的学术喜好，从考证、训诂、释名等方面进行一些农史资料的裒集与农事名物的考证。另外，一些懂外语的、具备了一些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运用近现代的一些方法译介西方不同时代的农学著述，开始了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业科技等方面历史的初步研究。这些研究是可能和我们现在的研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为农史研究先声。近代以来的农史研究，主要基于个人学术喜好，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初步性的特点。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主要在农学和史学两大学科里边，开始逐渐产生了一些对于农史研究的探讨，在农学领域，华南的丁颖先生是个代表；历史学领域里边，实际上是以万国鼎先生为代表。万国鼎先生，我们现在都称他是农史学家，实际上万先生在某一种程度上讲更是一个著名史学家。我们上学的时候，他编著的《中国历史纪年表》，那是大家经常要用到的。丁先生是一个农业科学家，尤其在水稻的中国本土起源方面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据此对我国栽培稻种起源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之后，最终于1957年发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为论证中国栽培稻的本土起源提供了有力地支撑。金陵大学的万国鼎也较早地开始了对中国农学遗产的整理研究，从1924年起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共整理出《中国农史资料》400余册，为后来进行系统的农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万国鼎还在1934年翻译出版了格拉斯的《欧美农业史》一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京农大）西（西北农大）南（华南农大）北（中国农大）四大农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余三家皆以“农业历史遗产”定名，唯西北农大仍曰“古农学”。辛树帜、石声汉教授乃中国农史学科的奠基者，其命名意蕴令人深思。唯可稍作阐释者，或存立学愿景；或在传统农（业）学并不可简单以遗产视之。高润生与辛、石时隔半世纪，何以不约而同以古农学为书名、室名，成为农史学科初创之美谈。《笠园古农学丛书》仅成序言而未出书，辛、石似无由见得，若是则为两代学人心有灵犀。假定辛、石曾见高氏手稿，则皆欲藉“古农学”为中国传统农业立学，体现了学脉之传承。而当时选用的“农业历史遗产”概念历经数十年演替，今以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名之，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一并列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保护名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项目，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倡行，后来得到了积极的呼应，逐渐上升为世界各国的政府行为。据此说来，无论是“古农学”拟或是“农业历史遗产”，这些农史学科初创时期的命名，在当今农史学科都得到了某些存留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