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黄河流域悠久的农耕生产及其衍生出的灿烂文化，具有母体性意义。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工具创造、语言文字、习俗传统和制度规范等，并推动着文明的绵延与进步。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由采集渔猎时代逐渐过渡到原始农业时代。考虑到农业的地域性特点，但凡有合宜的环境与条件，都可能孕育出相应的原始农业类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源起源，多元交汇”学说。但是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与不平衡性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北方相对严酷的环境条件与南方过于丰饶的自然供给，成为原始农业发展进步的制约因素，逐渐凸显出黄河流域在原始与早期传统农业史的地位与作用。这里分明的四季、相对稀疏的植被、易垦的土壤，成为木石时代最为理想的农业活动区，并且率先走进农耕文明时代。

中国农业步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周祖后稷被奉为农神，以及他在杨凌的“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活动。《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祖名弃，儿时就好种树、麻、菽。成人后仍好耕农，掌握高超的农业生产技艺，能够因地制宜地种好谷物，民皆法则之。尧帝推举弃为农师，负责教民众耕作，“天下得其利”。舜帝“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后稷及其子孙世为农官，专门负责、管理华夏族的农事活动。而后稷的封地古邰国，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就在今天的杨凌一带。后稷的封地古邰国，是农神诞居之地，世代受到人们的敬祀。考古发掘表明：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主要分布于漆、泾、渭水流域。在目前发现并已确认的40多个先周农业遗址中，杨凌、武功约占半数以上，说明杨凌是先周农业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尤其是在杨凌西南约2.5公里处的疙瘩庙遗址，发现了原始农业文化、先周以至秦汉农业文化的叠压层，文化层厚达三米，出土的陶器上有“邰市”、“邰亭”印文，反映了先周文化与原始、秦汉文化的继承与传衍关系。秦汉曾于杨凌设邰城、邰县、今杨凌周围有揉谷乡、姜原村，地望源流清晰可辨。所有这些，均印证了关中腹地的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后稷教民稼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见诸史载的农业教育与推广活动。自后稷开始，活动在关中地区的周先民率先摒弃了原始农业粗放的自然生产状态，最早将农艺措施运用于生产实践，进而带动了整个关中乃至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关中地区能较早步入文明并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民族早期的农业经营功不可没。

相比于渔猎采集和原始粗放的刀耕火种，进入文明时代后，农业能够给人们提供越来越稳定的食物保障，同时，持续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更多的经济剩余，为人们的繁衍生息、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后稷开始，周族人以关中为核心活动区域，秉持“执农不弃”的传统，最终君临天下。周朝国祚延续八百余年，后来的王朝无一超越。周民族创制的农耕礼乐文明，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对中国古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农家后稷学派的发源地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上，铁农具和牛耕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工商业活跃，生产力显著提高。政治上，周天子“共主”地位丧失，礼崩乐坏，阶层分化，各诸侯国奋力追求富国强兵。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取得较大进步，人们认识和变革世界的能力明显增强。文化上，私学兴起，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碰撞广泛深远，形成许多思想流派。

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此过程中，总结农业科技、“劝耕桑，播百谷，以足衣食”的农家学派也出现了。他们与儒、道、法、墨诸学派一样，自立门户，加入到“百家争鸣”的行列之中。农家学派或教民稼穑，或申君民并耕、市价不贰之道，或宣传重农思想，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农家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楚国的许行。他主张“君臣并耕”和“市贾不二”，用自己劳动所得农产品与百工相易，反对不劳而获和商人的剥削。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代，地主阶级开始建立封建等级制度后，小农生产者对君民分级和遭受剥削的现实不满，表达了对远古原始平等社会的向往，希望重现君民平等的社会理想。许行的思想源泉主要来自于上古帝王与民同耕的传说，尤其是神农之说。《北堂书钞》“帝王部”引《尸子》曰：“神农氏并耕而食，以劝农也。”班固也曾言：“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可见农家学说与神农关系之密切。

不过，农家不仅有神农学派，还有后稷学派，许行只是神农学派的代表。农家中的后稷学派，思想源泉来自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的传说，以及商周时期“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农官制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曾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这个判断不无道理。后稷学派主张治国要重农轻末，劝民务农，呼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维护新兴的封建地主统治。他们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不仅要求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要重视农民，因为农民能否安心农业生产，关系到国家的治安存亡。

与神农学派相比，后稷学派十分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和传承，科学地揭示了涉农的地宜理论、时宜理论和“三才”理论。地宜理论，即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要求根据地势的高下、土壤的疏松和板结程度、土壤的含水量、土壤的类别等，采取合适的耕作措施。时宜理论，就是“无失民时”，提醒人们“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顺应时令就会丰收，违背时令就会减产。“三才”理论，是把天、地、人看做有机统一的整体。人在农业生产中最为关键的主体，但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把握“天”和“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农业生产中“三才”理论最经典的表达。《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是现存最早的农家论文，后稷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这四篇论文中。《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秦国当丞相的时候集合门客编撰的，这一点充分印证了关中地区是农家后稷学派的发源地。

至战国末，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农家学派的重农思想融入国家的政策法令之中，重农思想官方化表达趋势日趋明显。农业生产经验、技术与理论的专业化记录与表达，也就是农学论著的出现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农学遗产。其他学派对农家思想的吸纳。农家学派的思想也被其他学派所吸取，如法家吸收农家重农思想，而形成农战思想。特别是农家 “三才”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古代思想者认识和分析外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农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三才”理论，不但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领域，并影响和渗透到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各个学派之中，在他们的学说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农家学派的思想和学说对农业民族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图式”，即以遵农时安排农业生产为核心，进而凝聚为中国农业民族认识世界的特定思维模式，以及围绕农业生产来安排社会生活的施政原则。其中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寰道观念，具有鲜明的农业民族特色，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古代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

三  农本思想和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

第一个系统阐述农本思想的，是西周时期的虢文公。为了规劝周宣王行籍田之礼，切实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以商鞅变法为转折，重农抑商、本末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统经济思想与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商鞅界定“本业”为男耕女织，甚至将林、牧、渔业都摈诸农事之外，对“商贾技巧”则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这种以粟帛为本业的狭隘观念，把农业推向了具有排它性的独尊地位。它虽有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之偏颇，但它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农业至商鞅时代成为真正意义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己初具独立支撑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农本观念的确立，是中国进入传统农业时代的重要认定指标之一。

秦汉统一后将重农体制作为基本国策布行天下，并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对中国农业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在国家重农体制下，国君、皇帝重视农业，各级官吏也以发展农业为首要政务。并且，历代王朝专设农官以管理督促农业生产，地方官吏也以农事为要务，保障农业的持续发展。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国家也制订了相应的产业、赋税与价格政策以体现对农业的优惠与扶持，包括重农抑商、轻徭薄赋、贵粟平准、奖励耕织、抑制兼并等。

农本思想的首次提出，国家重农体制最初的推行，都是以关中地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时。以关中为中心，逐渐推行到全国各地。因此说关中孕育了农本思想和国家重农体制，一点也完全不为过。

四  搭建了东西农牧交流的桥梁

人们一般认为农业民族比较因循保守，但中国的农业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历史时期，我们就很注重引进域外的农业物种，并通过风土适应、技术改造和文化接纳后，将它们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中国特色的新品种。张骞“凿空”西域后，丝绸、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世界，推动着世界文明的交融发展。与此同时，石榴、葡萄、大蒜、芫荽、芝麻、苜蓿、胡豆、菠菜、黄瓜等物种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我国。而这些物种，通常是在关中地区进行风土适应后，逐渐传播到中原大地，也就是所谓的“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最终完成了本土化，融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关中地区曾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否往往是判定国势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盛通衰闭乃其必然。

以古代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像哑铃一样连接起了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由于几乎处于同一纬度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与地区虽然各异，但是农牧业历史与文化却表现出强烈的纬度同质性特征。同质性交流具有双向增益、互补之效而无替代、征服之虞，是历史时期相对比较平和的交流方式之一。丝绸之路上的人才流、物质流、科技流和文化流，既加强了东西方农业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也促进了东西方农业科技与文化的相互借鉴与更新完善。

时至今日，关中在东西方农业文化交流方面，仍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016年11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丝路沿线12个国家59所大学，共同发起组建了“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2020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在杨凌示范区揭牌成立。对于推动丝路沿线各国现代农业发展，丰富人民生活、促进经济繁荣必将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五  传统农业的赓续之功

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整个黄河流域出现了以民族大迁徙为特点的社会动荡，此时的中国农业发展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一是战乱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二是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对中原农耕传统形成强烈冲击，大量农地被开辟为牧场，粗放的经营方式有所抬头。自周秦以来形成的农耕文明不绝若线，难以维系。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若发生逆转，很可能影响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农业历数百年战乱而不衰，并孕育了此后的隋唐盛世，南北朝时期西魏名臣苏绰有兴灭继绝之功，是中国农业历史上值得称道的人物之一。

苏绰祖籍武功，他的父亲曾是武功郡守。苏绰曾出任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主持经济、行政多年。苏绰对中国农业的庚续之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直接参与当时政府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这是直接和生产相联系的；二是他为宇文泰政权制定了著名的六条诏书，被奉为施政总纲，诸如“治身心，敦教化”、“尽地利，均赋役”等等，旨在发展农业生产，弘扬农耕文明；三是他出任少数民族政权要官，劝喻少数民族君民逐渐接受先进的农耕文明。同时，苏绰对少数民族先进的东西也不是一概排斥，促进了胡汉民族融合。

研究魏晋南北朝农业历史，陕西有苏绰，山东有贾思勰。贾思勰比较侧重农业科技与生产层面，而苏绰更多关注农业政策与思想。他们皆有大功于中国农业历史之赓续。

六  近现代西北农林水牧教育与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抵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战略纵深优势。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北地区灾荒连年，亟需通过发展农业和工业，解决民生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相号召，成为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兴学兴农”被视为救亡图存、以舒民困的要务。1932年秋，通过了于右任等人的提案，成立“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后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杨凌诞生，拉开了西北地区高等农林教育的序幕。数千年来，中国农业以传统、经验科学为特征，兴办“西北农专”，传播、普及近代农业科学知识，是“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举措。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选址杨凌，一方面是这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之地，也是周秦文明的发祥地，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和厚重的农耕文化。另一方面，杨凌地处关中腹地，自然环境优势突出，由北而南的三道塬可代表西北地区高、中、下不同地势，宜于各种农业生产试验；渭河北岸有草滩可为牧场；南岸水田漠漠，可植水稻；南达秦岭，树木苍郁，可备森林研究。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先有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并入，1938年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原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更名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抗战时期，大批农、林、水科教人才云集关中腹地的杨凌，辉煌一时。史学界评价二十世纪初西北开发成就，认为有两大硕果：一是西北水利建设的勃兴；二是西北农业科教事业的发展。

1949年以后，国家在杨凌先后建立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林业部西北林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陕西省农业学校、陕西省林业学校、陕西省水利学校等科教机构，杨凌成为中外闻名的农业教科基地。

1997年，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9年9月，由共处陕西杨凌的7个教学、科研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截至目前，杨凌已成为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的核心区域，西农已发展为国内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之一，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